【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红姑娘】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到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从三湾到古田、从瑞金到延安，从推翻三座大山、为人民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和捍卫国家利益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98年光辉岁月。
在这98年里，人民军队从“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发展为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不变的红旗红星之下，它每个成员的个体识别特征——军服与标志服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为人民解放军服装和军服生产体系中的一些拾贝。“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康庄大道”，小小的服装，可以折射出一支军队从机械照搬外国经验到结合本地现实条件和民族文化因地制宜、从模仿外军审美文化到建立民族美学自信；以及从单一陆军步兵到海陆空天数十个专业兵种、从农业社会手工生产和粗放被装管理到大工业生产和现代化高效精准联勤保障的发展历程。
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每一代老兵都有属于自己的红领章记忆。60年代的兵会记得“红旗指处乌云散”，70年代的兵会记得“鲜红领章两边挂，五星帽徽闪金光”，80年代的兵会记得“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90年代的两年兵仍然有很大概率记得这首，只不过“领章”变成了“领花”，一句里两个“花”字。本文作者高中军训时已是10年代，佩戴07红领花的武警教官教我们时唱错了，“红红的领花映着我开章的年岁”，被副教官笑了一周。
红领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显然不是中国共产党最初涉足武装力量——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时候。那时，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前者成员穿着各自的工人便服，后者自然穿北伐军的服装了。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党领导了顺泸、海陆丰、南昌、鄂南、秋收、鄂中鄂西、清涧、玉田、黄麻、赣西赣南、广州等一系列武装暴动，但除先后转移到井冈山的部分湖南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外，很快全部失败，只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红领巾——烈士鲜血染成的一角。
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沉痛的教训，从地上站起来，擦干净身上的鲜血，掩埋好同伴的遗体，走向了建立正规军、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我军最早有制式服装，一般追溯到两个重大事件：一是1928年井冈山在茅坪镇建立了桃寮被服厂；二是1929年攻克长汀期间缴获了大批布料，动员民间裁缝赶制了4000套后来被确认为中国红军第一种制式的军服。
目前尚不明确1928年桃寮被服厂生产的服装是否有式样，1929年版红军服式的具体细节也有争议（例如红领章上那个著名的镶黑边的条数），但可以确定，二者共同的行为主体——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会师后亲手缔造的红四军，奠定了后世我们所知的中国工农红军服式基础。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我军服装的文化影响比我们所知的更大。例如，后来被我们赋予“两面红旗”意义的领章，当时很可能只是根据留苏人员模糊记忆，不明所以然、“先做出来再说”式的简单模仿。
疑似早期古田会议纪念馆展出的1929年在长汀制作的四面镶黑边领章版红四军服
之后一个时期古田会议纪念馆展出的1929年红四军军服（三面镶黑边领章版）
“1929版红四军的红领章镶有黑边”是一个已经广为人知的历史知识点。后来较普遍的解释是，军服制作时恰逢列宁逝世五周年，这也是笔者要在此先宣传的正论；实际上，“红袖章镶厚黑边”确系俄苏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示哀悼的配饰。但需要指出，一方面，黑色不是我国的传统丧服色，而在领口上镶黑边表哀悼在国外也无先例；另一方面，列宁逝世是1月份，而红四军打下长汀已经是3月中旬了，动员大批民间裁缝筹措布料制作军服还要更晚，并不是那么“恰逢”的！
实际上，视这个黑边的最初版本究竟是镶三边还是镶四边，对这一特征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解读。如果是前者的话，至少部分应可追溯到苏联工农红军（РККА）军服改革在我党留苏人员记忆中遗留的痕迹。
由不同于制服颜色的平行四边形带颜色布（颜色通常是兵种色）缝在领子上形成的领章（Петлицы，直译为“扣眼”）是沙俄军队传统。1918年苏联红军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开始顶着党内的巨大压力恢复统一制服，全红领章被作为一种纯装饰品引入了红军M18条令：
1919年苏联红军步兵干部冬装，注意布琼尼帽内层金属五星为象征革命的正红色，外层布质大五星、领章、领口袖口镶边、胸前三道杠均为代表步兵的粉红色
然而，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派遣干部赴苏学习的时代，苏联红军已经引入了进一步正规化的M24条令,领章增加了三面镶边，使得原本只能区分兵种大类的单色变成双色套色，增加了区分军兵种分支的能力。
在新条令中，步兵领章被从纯粉红色改为粉红底镶黑边：
1924年后苏联红军步兵政工干部夏装，废除了胸前的三道杠和级别袖章，金属五星帽徽和政工五星袖章（普通官兵无）为象征革命的正红色，衣服镶边为代表步兵的粉红色，步兵领章为粉红底（上缀珐琅金属块表级别）除对齐领口一面外的三面镶黑边，长宽比在4:1以上
这种“红配黑”正是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版领章的颜色。
虽然1931年瑞金“军校版”红军服制式明确规定改为使用全红领章，但据历史照片和史料记载，后来其他地方苏区包括延安重新整编后的红军仍不时有使用长条形红领章镶黑边的情况。这些黑边就只能是对苏军自发模仿现象的重现，不可能再与纪念列宁有关了。
193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撤销前夕的女红军。长宽比4以上的细长红领章三面镶黑边，几乎是标准的苏联红军M24/35条令，应系与当时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产生的交流有关
绿领章部队
领章是当时我军从模仿苏联军事文化、逐渐过渡到产生自主革命叙事的缩影。
如果说1929年的“第一版”红军领章只是疑似受到苏联影响，那么1930年10月中革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则是完全地照搬：
1.“帽章”(帽徽)：金属制印的五角星，红色白边，中间嵌黄色的镰刀锤子交叉图案。
2.“臂章”(袖章)：红布方形，上书白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书佩带者所在单位自军开始的完整番号，中嵌镰刀锤子黄五星，星右书白字“中国”，左书白字“红军”。
3.领章：分六个兵种，步兵为“深玫瑰”（粉红）底黑边（即前图），骑兵青底黑边，炮兵黑底红边，航空兵天蓝底红边，技术兵黑底青边，“经济职员、医生等”（行政）深绿色底红边；以上对应关系与苏联红军M24条令完全相同。
4.指挥员级别标志符号（缀订在领章上，实际是军衔但没有军衔名义，且随职不随人，个人无法保留），与苏M24条令完全相同（略）。
这版《草案》规定的标志服饰并未落实，中央红军实际上大多佩戴的是无镰刀锤子图案的布质全红五星帽徽、全红袖章或无袖章、无等级标志的全红纯色领章，而红四方面军某些部队连帽徽领章都没有。但在小范围内，这些服饰的“缩水版”除级别标志外都确实存在过。例如曾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出现的红袖章：
《红色娘子军》电影中海南红军的“缩水版”30式红袖章，只有一颗黄五星，文字全被省略
又如目前已知，邓小平同志指挥的红八军由于经济条件较好，曾配发了带圆底的浮雕镰斧红星金属帽徽（用子弹壳的铜压印，带圆底可降低制造难度）：
1971年出土的红八军圆底镰斧红星金属帽徽实物（左，注意与镰刀交叉的是斧头）、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藏的另一不明单位同形制帽徽实物（右）
与此同时，目前已知至少一种特殊领章得到了应用。看过《铁血红安》电视剧的同志应该对剧中翟副政委的镶粉红边绿领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铁血红安》中主持肃反的翟副政委和他带来的战士被设定为隶属国家政治保卫局，佩戴接近布质红星帽徽+30草案规定的绿底镶红边（行政+政工）领章，胸前还根据史料复原了带有“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个俄文字母缩写的长方形银质胸标。有趣的是，关于这三个俄文字母到底是什么，笔者在不同资料中至少发现了四种说法；而根据苏联原版名称与俄语单词反推，所有这些版本包括上图中的拉丁字母版全是错的，正确缩写应为“ГПУ”（拉丁化“GPU”）
然而，除了《铁血红安》中这个按30草案复原的绿底红边版本，“绿领章部队”的服饰说法目前还有至少两个版本。其中一个见于1933年底调入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梁思久1990年代的回忆，称当时保卫局的领章为“红底绿边”；另一个则见于江西省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陈列馆展出的复制品：
这个全绿五星+全绿领章的复原版本被《人民公安报》等多家媒体引用过
笔者无法判断三者各自的准确性，仅在此全部列出供读者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绿色五星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因其“不红”而直接排除。苏联红军早期的布琼尼帽和船帽等实行双层帽徽，内层金属五星帽徽才是代表革命的珐琅正红，外层布质大五星帽徽为兵种色，步兵只是碰巧兵种色为接近正红的粉红，其他部门各有各的颜色。考虑到当时临时中央和王明对苏区的影响，若我军当时条令的设计者认为布质帽徽对标的是苏军的布质大帽徽，对非步兵单位赋予红色以外的颜色是符合逻辑的。
在同样受M24条令影响较早且曾长期模仿之的蒙古人民军中就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蒙军边防军的帽徽中，原本的红星整个变成了绿星（这个“原谅绿”是苏系边防军代表色）：
苏联红军M22/24/35条令中边防军的布琼尼帽，绿色布质大星帽徽套金属红星小帽徽（左）；蒙古人民军边防军70-90年代军官大檐帽的绿星帽徽（右）
后来我军将因条件限制未能稳定镶边、也未按30草案缀订级别标志的红领章赋予了“两面红旗”寓意，从此使其脱离了苏联框框，走出了自己的演化轨迹，最终发展出了一种纯布质（平绒布）、正红色（而非苏军的粉红色）、象征革命（而非苏军的步兵兵种色）、长宽比7:3，纯红无任何配饰的领章风格。这种风格在八路军里长期延续（“戴红领章的八路军”不了解的请自己去了解），并从55式的军队主体（步兵）一度扩大到65式三军全都采用。
然而，苏军影响仍遗留了一点模糊的痕迹。55式有一条规矩一直延续到85式——“领章内侧应紧贴领口”。这条规矩没有写进共同条令，也没有定义“紧贴”，导致现实执行中出现了两种变体，有些部队实际上是微露一小截领口，有些部队则要求恰好露到领子缝线；但作为整体的解放军一直依稀记得应该有这样一条规矩，结果是总部在1970年代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强调领章内侧要将翻领遮住。
武警直到88作训领章、其他军种直到07/21魔术贴领章，设计的人换代了，这条规矩的各种变体才彻底消失在历史中。这条有些模糊的规则，源头仍然是受苏联红军M24条令“领章内侧紧贴领口”审美影响的中国工农红军。
未广泛装备的87作训服植绒领章，条令要求是“紧贴领口”的变体——“恰好露出领子缝线”
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关系
领章的细微变迁，可以视为我军在物资严重匮乏现实中自发迈出的第一步：直面并适应中国革命的现实环境，脱离对苏联记忆和盲目的照搬照抄。
我军服装体系受苏军文化的影响远不止红军初期这一次。事实上，这种影响随着中苏交流进程反复发生，从红军时期一直贯穿到中苏分裂甚至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同具体元素对我军文化影响的结果各异，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的引进最终走向了失败，套头式、紧袖口和55式的士兵船帽都是这样的例子；而一些实际上是舶来品的元素改良成功后，已被视为我国的民族特色。后者的最经典例子当属圆形短檐帽或者1950年军内文件常提及的“单军帽”——以其民间俗称家喻户晓的解放帽：
圆形短檐帽，原本是德国和波罗的海沿岸渔民和海员的帽子。19世纪初传入东欧后，它成为工人的实用便帽，并因此顺理成章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的时尚和工人阶级象征，列宁戴着它穿西服站在木箱上演讲的照片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社会主义东欧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民兵时，都用它作为制帽：
早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兵（左）和匈牙利工人民兵（右）的制式帽子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中央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对解放军的军服样式、颜色、尺寸作了统一规定，服装颜色确定为草绿色，材料为棉平布；帽子改为圆形短檐帽，以便在费用不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与当时同样在换装的国民党军队产生明显区别。
解放帽从这时开始首次引入我军，它在国内原本无名，和红军时代的红领章一样，只是单纯的模仿。然而，由于我军开始实际换装该帽的时间正是大决战后到大进军期间，伴随着大战宁沪杭、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歼，无数军人欢庆胜利的记忆与它联系在一起，无数城市人民喜迎解放时第一眼看到它，他们自发喊出的“解放帽”称呼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以至于这个词很快就成了这种帽子在中国的大名。
好景不长，由于解放帽柔软慵懒、总有许多皱褶的形象在审美偏好线条横平竖直的军队其实并不受待见（毕竟以东欧阵营的标准，它甚至不被正规军所接受！），因此引入我军还不到一年，它就在进一步军队正规化探索的“50式”条令中被废除。问题是，新引入的大檐帽挺括是挺括了，但一顶的造价可造解放帽三顶，而且还极不实用，不防冻，易被挂落，增大头部目标，在朝鲜实战中表现甚差，于是1951年又紧急恢复了解放帽。
顺带一提：早期50式士兵服道具中误植解放帽/大檐帽缺失，已成为近年建国抗美援朝影视作品集体翻车的穿帮重灾区。以九兵团为例，本文作者所知近年唯一一部正确给他们配发了大檐帽道具的剧是《战火熔炉》，其余（甚至包括几部大片）都是解放帽——1950年底，哪里来的解放帽呀？
九兵团在接到入朝命令时只是预备队，领到的是标准大檐帽和按华东地区气候发放的一斤半薄棉衣，计划沿途逐渐补给。结果因战局需要突然紧急北上，沿途火车不停，将各军区准备的被装都跳过了。虽然东北人民并没有眼看着他们穿着温区棉衣出国，九兵团作为一个整体在东北共签字领出了22万件棉大衣，但部队入朝后运输条件极差，加上美军轰炸损失，内部分发千难万难，这些理论上已拨出的棉大衣只有部分单位真正领到——而初期领到的冬季帽子就更少了。包括宋时轮在内的全体干部战士，戴着大檐帽就上了长津湖战场。
1951年6月后一段时间的志愿军栽绒帽实物，长津湖是不应该出现这东西的！
1955年，解放帽在《军官服役条例》和义务兵役制掀起的新一轮正规化浪潮中再次被废除。但由于替代的船形帽在军中恶评如潮，结果1958-1959年解放帽再次被恢复，并从此正式装备下来，直到90年代初87式作训帽配发部队。至此，解放帽已经被接受为了我军的民族特色、革命传统特色，虽然目前未装备，但这一地位至今无法被其他任何单品撼动。
有趣的是，解放帽可能还成了我军第一种实现对外输出的服装文化：根据匈牙利民间流传的说法，匈牙利工人民兵（1958年建立）的帽子并非直接源自苏联列宁帽，而是从当时已实行58式军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抄来的。
图为匈牙利民兵和解放军65式（海军）的圆形短檐帽对比。考虑到根据传说是前者抄后者，且后者是正规军、前者只是民兵，可以直观感受一下我们当年与东欧国家在化工和纺织工业上的差距有多大：
70年代匈牙利工人民兵制帽（左）与65式海军解放帽（右）
虽然如此，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失败了，而我国则发展成了包括纺织和鞋帽行业在内的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
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当年的“舶来品”内化成了自己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战士褪色的黄军装是最美的”
《铁道游击队》里有一段关于军服的有趣对话，提到了山东军区主力部队的服装：
第二天，铁道游击队就进入正规的紧张的学习生活了。每天天不亮，他们就和司令部的其他部队一样，起床后上操跑步，王强在队前喊着“一！二！一！”开始大家的脚步跑得很乱，可是以后就齐整了。下操回来，小坡擦着汗来找政委提意见：
“这样不行呀！”
“怎么？不愿跑步么？”
“不！”小坡摇摇头，“我才愿意呢！我说的是咱穿的衣服太杂乱了，太难看了，上操跑得再齐整，也不像个军队样。你看，有穿蓝的，有穿黑的，有戴破礼帽的，有戴毡帽、长舌帽的，短枪也按各人的脾气挂着，有的挂在屁股上，有的佩在腰里，包枪的红绿绸子，各色的枪繐子，你说多不齐整呀！同时，叫老百姓看着也怪刺眼，敢说这算什么样的八路军呀！一句话，我提意见，要求政委跟张司令说说，还是每人发一套军装吧！”
听罢小坡的话，李正望着生气勃勃的小坡，笑起来了，他温和的拍着小坡的肩头说：
“小伙子，咱们到山里来学习，可不是学着穿军装呀！我们要学的是政治，提高思想认识；学习军事，将来出去好好打仗；还要学习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关于军衣的问题，我们一提，张司令会发给我们的，可是你看今冬部队指战员都是穿的什么，原来是草绿色，现在都洗成黄得发白的了……”
等等，八路军的军服为什么是“草绿色”和“黄得发白”的？
今天讨论红军军服最初灰色的来源时，很多资料会引用红四军前委秘书长陈毅“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大地”的诗意说法。但必须指出，陈老总的这个说辞纯属事后打补丁：南方丘陵地带“路远林深苔滑”，灰蓝色其实并不利于隐蔽。然而，这是当时红军最经济可行染色方案——用五倍子（“草木染”）掺锅灰——的实际效果。
与此同时，当标准红军服装开始向其他苏区推广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等发现，无论五倍子灰布还是作为染色基底的白布，在他们活动的鄂豫皖和川陕地区均难以获得，于是大量使用西南民俗中通行于男装的现成黑布制作军服。黑色军服一度成为懋功会师后识别四方面军出身人员的标志。
2001年电视剧《长征》较好地还原了这一点
一些资料显示，红军建军初设计军服时，其实原本欲效仿苏联红军使用伪装效果较好的卡其布色。但即便以较艳丽的黄绿色代替，彼时在农村也只可能用黄栀子（“染色果”）来染；黄栀子喜阴不耐热，又是中药材和传统食品染色剂（广东白切鸡的金黄色传统上即用黄栀子染成），在南方山区不便宜，用于染布耐洗性也不明显优于锅灰。后来八路军到了北方晋察冀，一些部队用槐花染布，才获得了较稳定的黄绿色军服——染后用火碱水浆过一遍的，偏绿色；没有这道工序的，偏黄色。
黄栀子（左）、五倍子（中）、槐花（右）
《铁道游击队》中提到的山东军区，黄栀子和槐花都不易获得。八路军部队扩大后，他们采用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染布：挖红土撒在白布上铺开，泼水反复碾压，让红泥水渗进布纤维里，冲掉泥晒干，就得到一种十分奇怪、但确实是黄色的黄布面料，能管一段时间。
这才是如假包换的“土办法”！
艰苦创业时代留下的印记从红军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很多年。出于不明原因，建国十七年文艺作品直至文革时期的一些样板戏表现手法中，一直有一种用浅色军服代表红军/八路（新四）军、黑色（或深色）军服代表红军/八路军军官的共识。现在回想起来，这很可能是对当时某种群众集体误会的迎合——不同颜色实际源于不同面料下染色技术的限制，不仅棉布与毛哔叽染色效果不同，马裤呢与麦尔登呢、棉布与涤纶平布（的确良）的效果都不同，甚至同一种面料不同时期染料染成的准确颜色也有差异：
自上至下：58式、65初期（过渡时期）、早期65平布、65斜纹布、71涤纶
85式普通涤纶士兵帽（左、上）和麦尔登呢船运士兵帽（右、下），后者明显“观感颜色”较深
自从50式军服明确按级别区分面料以来，染料技术限制导致的干部战士服装颜色不同、将校尉服装颜色不同，逐渐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正确”问题，最终导致了65式的回归；早期65式废除了按级别分面料的规矩，除船运兵外，大家一起穿平棉布，但并没有改变群众心中“按颜色分官兵”的集体观念。“干部战士服装不同色”这个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本质上是生产力的问题，直到04式仿毛料士兵常服发布才得以彻底解决。
随着物质条件改善，军队对制式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今天，将不同制式的服装标志混搭，通常是要被纠察纠的。然而在建国之初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对于某个具体部队而言，现有/库存军装能实际穿着的重要性远高于制式外观符合最新条令的重要性，已经生产出来的被装继续发放、继续穿着，被认为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导致了不合条令规范的穿搭在建国后很长时间一直不同程度存在，并形成解放军的一种视觉风格——条令换装后继续穿着老式军服，只将帽徽领章等（能换的）标志服饰换成最新的：
1970年一名被拍入人造卫星纪录片的干部，65式绿色军帽和已洗成白色的55/58常服混搭
这种从困难年代一直遗留下来的着装模式，塑造了我军一个很长时期内一种特定的宣传美学。
《闪闪的红星》电影里潘冬子在竹排上掏出一个65式铝质帽徽的“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经典场景并非个例，著名的“老三战”之首——《南征北战》1952年拍摄的老版中，在复原1947年解放军服装的同时，给加上了（当时最新的）50式八一五星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而1974年翻拍的彩色版，则在保留旧服装基本设定的同时，把标志服饰给换成了（当时最新的）65式全红帽徽领章。
1952老版戴50式标志（左）和1974重拍版戴65式标志（右）的1947年我军机枪手刘永贵
下图为1977-1980年间的雷锋宣传画，给雷锋戴上了当时最新的全红帽徽领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雷锋宣传画，右图甚至把枪也从“波波莎”换成（当时最新的）56冲了
如果不了解当时大多数人所处的物质环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美学的历史源流。
实际上，这一点雷锋早就在日记里提到了：
“什么是时代的美？战士那褪了色的、补了补丁的黄军装是最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是最美的，农民那一双粗壮的、满是厚茧的手是最美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的灵魂是最美的。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美。如果谁认为这并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们的时代。”
2008年空军某部在汶川救灾，07式软肩章与87式作训服/塑料帽徽混搭
时代在发展，物质条件的充裕使一些形式发生了改变，军事航天部队不再需要、也不允许穿着褪色的常服，新式星空迷彩服的特殊袖口设计使得抗震救灾时的“挽袖”动作也被标准化了。然而，自07式装备以来形成的外观军服交旧用于施工部队新传统或许可以证明，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基因，仍在这支英雄的军队里传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