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讲“道理”的过程。它往往是复杂社会矛盾、群体利益博弈和历史洪流交织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正当性、道德判断，乃至于传统的伦理秩序，往往被碾压，被牺牲。而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历史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和内地农村的人多地少的情况不一样， 东北由于满清禁止关内人入关， 东北那个时代是有很多荒地的，这样，东北原住民就可以大量的开垦荒地， 东北人辛苦开垦荒地，自食其力。后来随着大量山东等地的贫苦农民逃荒迁徙到东北，这些有地的东北人将部分土地租赁给这些没有饭吃、无地可耕的外来者耕作，收取地租。按常理讲，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安排——地主提供土地，佃户获得生计。这样好像也合情合理， 并不是压榨佃农的“恶霸地主”，这些地主甚至给予了很多人第二次生的机会。

但时代变了。共产党到来后，为了完成土地革命、推翻旧的封建土地制度，这些有地被划为“地主”，土地被无偿收归国家，再分配给无地农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开垦者被剥夺，受益者反而成了“革命群众”；但从历史整体进程来看，这却是那个时代“必须发生的事”。

因为中国需要变革。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农民在旧有土地制度下生存艰难，社会高度不平等。封建王朝几千年的结构，哪怕在形式上结束了，实质上却依然压在人民头上。唯有彻底打碎旧制度，才能为新的国家形态与社会秩序提供土壤。

也正是这场剧烈而深刻的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公私合营、集体化运动——为中国建立了新的社会基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平与否”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是否能摆脱落后、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7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从当年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综合国力的崛起前所未有。如果当年没有革命，没有摧毁地主阶级、没有农村的彻底变革，中国还可能陷在类似今天印度所面对的困境之中：无法推进工业化，社会等级固化，宗教与族群矛盾复杂，国家缺乏统一的政治意志与战略执行力。

从东北地主的故事到国家的命运，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它并不总是按照“合理”“讲理”的方式前进，而是按照“必要性”推进的。

有时，这种“必要性”会带来巨大的牺牲，甚至错误，但结果却可能造就一个崭新的社会与国家格局。革命本身，常常是历史的“暴力逻辑”，却也往往是唯一能推动社会彻底转型的力量。

因此，我们不必为东北地主的命运鸣冤，也不必因为历史的不讲理而怨恨。真正需要的是历史的理解力：看到个人命运的牺牲背后，那个国家的整体跃迁，那场文明的再生。

为了国家和民族，人民，光明的未来，少讲点所谓的理， 甚至不必讲理。 贾雨村说， 读书人不讲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 今天， 和当时的明朝官员一样， 讲理太多， 结果是明朝连国家都丢给了不讲理的满清。 收复失地， 统一祖国，是最大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