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度制造”十年回顾：为啥印工业发展形势反而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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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2014年“印度制造”计划启动以来，莫迪政府对内期望借此提升印度工业增加值，提高制造业在经济中占比，创造就业机会，对外则是承接自华产业转移，直至超越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但十年后的今天，印度不仅未达成这些宏伟目标，反而遭遇工业增长乏力、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制造业就业岗位大量减少，以及对华依赖提高等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的根源包括流入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效益不足、内需不振导致工业投资不足，以及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等。本文讲述了“印度制造”计划实施十年来，印度在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减少对华依赖方面的实际进展，为我们客观评估印度工业化进程和中印经贸关系提供了参考。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2024年9月，纳伦德拉·莫迪庆祝“印度制造”计划十周年之际，引用了与现有统计数据来源（包括印度国内和国际数据）相矛盾的数据。在印度逐步加深对华依赖之际，莫迪的误导性宣传使印度政策调整更为困难。
莫迪于2014年上任后提出“印度制造”计划，该计划旨在实现四个目标：
（1）将印度工业年增长率提升至12-14%；
（2）到2022年创造1亿个工业工作岗位；
（3）到2022年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5%（后调整目标期限至2025年）；
（4）推动印度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以此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该计划覆盖超过25个工业部门。
十年后，印度非但未能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其工业实际发展状况甚至每况愈下。
印度工业实际增长率与其设定的两位数增长目标相差甚远：2014年以来，印度工业平均增长率仅4%左右。而制造业表现甚至更差，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不增反降，从2010-11年的18.3%下降到了新冠疫情爆发前2019-20年的14.72%。
受新冠疫情冲击，2022-23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4.70%，这是自1968-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印度工业部门同样未能按预期实现其提供一亿个就业机会的目标，反而遭遇大规模就业岗位流失。印度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17年的5131万锐减至2022-23年的3565万。这一下降可部分归结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该突发事件在2021年曾一度导致制造业就业人数跌破3000万大关。综合来看，在2016-17年至2022-23年期间，印度制造业共计损失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
“印度制造”计划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可以部分归因于外国直接投资（FDI）。考虑到本国具有的低廉劳动力优势，莫迪政府曾寄望于通过吸引充足的FDI以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枢纽。“印度制造”计划提出以来，印度FDI流入量确实从2014年的每年360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近850亿美元，但这一统计数据上的“成功”需要从流入印度FDI的实际权重和效用两个维度进行审慎评估。
首先，流入印度的FDI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且这一占比在2018-19年度达到峰值以后便不断下滑。在2020-21年度，尽管印度接收了超过800亿美元的FDI，但其中只有210亿美元可被归类为生产性投资，仅占形成资本总额的3.1%。即使是在2018-19年度生产性投资占比达到峰值时，用于生产性投资的FDI在印度总资本形成中所占的份额也仅为6.5%。
第二，要衡量FDI的实际权重，需要将其与GDP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迪政府积极引入FDI的策略恐难以延续：尽管流入印度的FDI绝对值在增加，但其占GDP的比例却有所下滑。2014-15年至2022-23年期间，FDI占印度GDP的平均比例仅为1.76%，而在2007-08年至2014-15年间，这一数据则为2.14%。
第三，自2022年以来，印度的FDI流入绝对数量经历了显著的下降，从2022-23年的略高于710亿美元降至2023-24年的略高于100亿美元，降幅达到了60%。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当时FDI仅占GDP的0.7%，是印度独立以来的最低纪录。这一现象颇为反常，因为当前在华有大规模投资的西方公司，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正在撤出中国并寻求投资的多元化。这一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大规模且广为认知的西方对印投资，营造出了印度正在从美国的“脱钩”及欧洲的“去风险”过程中受益的印象。然而，实际上印度并未像其他“印太”地区国家，尤其是越南那样，从这些资金流动中获得实质性好处。
第四，自2017年以来，流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部分流向服务业（尤其是信息技术）等九个领域，而制造业等其他53个行业仅获得了FDI总量的30%。
最后，“印度制造”计划并未能如愿以偿地推动印度商品出口的增长。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的商品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13-14年的10.2%滑落到了2022-23年的8.2%。如果印度工业无法助推出口增长，那么印贸易赤字将进一步上升，尤其是对华贸易方面。
作为“印度制造”计划的补充，莫迪政府在2020年推出了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该计划旨在扶持关键行业的投资者，推动前沿科技创新与技术发展，以此助推印度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对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也引起了人们对该计划的财政可持续性和政策相关性的质疑，因为该计划的支出无疑将占用国家预算中其他领域的资金。当政府对大型企业给予财政支持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敏感。以美国制造商美光在古吉拉特邦建立半导体工厂这一备受媒体关注的项目为例，该项目总投资额为27.5亿美元，美光仅出资8.25亿美元，而“其余”资金则由印度中央政府和古吉拉特邦地方政府提供。更重要的是，当前，在印度政府支持力度空前的情况下，印工业部门得到的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围绕财政问题的矛盾或将更为尖锐。
一、工业投资停滞不前
印度生产性投资与资本形成总额的比率，在经历1990年代和2000年代显著增长后，呈现出结构性减弱趋势：从2007年的近42%下降到2020年的29%。到2023年，这一数值虽回升至34%，但仍然远低于过去的水平。
这一趋势之所以令人忧虑，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私人投资的大幅下降。印度私人投资率从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23%，尽管之后有所回升，但在2022年仍只有27%。在制造业领域，私人投资率下滑尤为显著，从2011-12年度占GDP的6.1%下降到2021-22年度的4.2%。
如何解释私人投资率下滑？
需求疲软是一个主要因素。印度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产能闲置问题，因此增加投资扩大工业设施是不必要的。在2011-2021年，印度工厂产能闲置比例一度从18%激增到40%，虽然这一数值可能是新冠疫情影响下的极端情况。但从2022年逐步印度逐步摆脱疫情影响以来，这一数值仍稳定在25%左右，远远高于2011年的水平。这部分可归因于虚弱甚至规模萎缩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曾是1990-2000年间增长的引擎之一。
此外，仔细观察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也就是印度经济保持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率的十年，可以发现较高的真实利率和印度的发展预期（尽管最终未能实现）共同推动了私人投资的增长：印度在90年代采取的发展模式仅使得一小部分印度人真正受益，极大地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进入21世纪初后，这一现象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最富有10%人口所持有的国家收入份额从1990年的34.4%上升到2018年的57.1%。相较之下，最贫穷的50%人口所占国民收入份额则从20.3%下降到13.1%。虽然印度国民收入在此期间大幅增加，但部分中产阶级却由此返贫，难以负担特定消费品支出。实际上，据2017-18年国家抽样调查办公室统计，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较2011-12年小幅上涨，从21.9%升至22.8%，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该数据首次反弹。
印度无法依靠富裕阶级形成一个规模足够且稳定的市场以激励工业家投资。于此同时，印度有8亿人仍需依靠政府提供的食品补贴，这充分表明印度当前有偿付能力的消费者市场规模狭窄。
从印度持续走低的储蓄率中，可以管窥印度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消费者购买力：2024年印度的储蓄率占GDP的比例为5.3%，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家庭债务负担则不断加剧，2023年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是5.8%，是197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较低的家庭储蓄限制银行放贷能力，进而阻碍企业通过银行融资渠道推进潜在投资项目。同时，银行在放贷给企业时也表现出明显的谨慎态度，因为银行曾在2000年代大量放贷给盈利能力不足、无法偿债的企业，形成坏账。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源自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积累的大量不良资产，即贷款给那些在2000年代未能实现盈利以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司所形成的坏账。在那个时期，对经济前景的过分乐观导致了银行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而这些投资不仅未能产生预期的回报，还使得银行的财务状况变得十分脆弱。因此，面对潜在投资者的贷款需求，银行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
最后一个导致印度工业处于困境的原因是其相对于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国，竞争力的不足。随着印度采取经济自由化政策并开放市场，中国制造商得以逐步进入印度市场并参与到其经济的各个领域。
二、对中国工业的依赖
2024年，中印两国双边商品贸易额高达1180亿美元，这意味着时隔两年，中国取代美国再次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逐渐拉大，从2019-20年的460亿美元增长到2023-24年的850亿美元。具体来看，印度对中国出口额仅为约170亿美元，甚至低于2018-19年的水平，主要出口产品为铁矿石等原材料和精炼石油。而中国对印度出口额超过1010亿美元（2019年时为703亿美元），主要出口机床、计算机、有机化学品、集成电路和塑料等工业制成品。
尽管印度几乎一半的电力来自煤炭，但该国在能源转型中高度依赖太阳能，而本土太阳能板产能远无法满足其能源转型需求。这导致印度三分之二的光伏电池，百分百的电池关键组件晶圆依赖进口。总体上，中国为印度提供了其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组件的57%至1000%（译者猜测，这是指印度的需求扩大数倍，中国仍能满足）。在2023-24财年上半年，印度已从中国进口了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太阳能板，此外印度还从香港和越南分别进口价值1.21亿和4.55亿美元的太阳能板。在此期间，印度还从中国进口价值5亿美元用于组装的光伏电池，从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进口价值2.64亿美元和1.38亿美元的光伏电池。这些数据表明，印度在太阳能领域高度对外依赖。尽管印度本土企业正进军本国太阳能市场，但是他们尚未实现技术自主，仍有70%的设备依赖中国进口。虽然印度政府正在通过加强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自华进口，但受限于印度制造商技术能力的不足，这些政策工具效用仍十分有限。印度对华光伏电池和硅片等关键组件的高度依赖，进一步突显掌握自主技术的重要性。
制药业虽为印度经济的旗舰行业之一，但是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得益于仿制药蓬勃发展，印度已成为全球领先的药品出口国，出口额超过250亿美元，占据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20%。但是研发不足仍然是这个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印度制药公司往往仅满足于复制现有的分子结构而忽视对活性成分研发投入。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印度制药业所需的三分之二活性成分依赖中国进口。印度政府试图通过提供高达20亿美元的研发补贴来激励制造商在这一领域不断创新，但情况至今仍无太大改观，进口自中国的原料依然凭借其无与伦比的竞争力占据印度市场主导地位。
“印度制造”计划启动十年后，印度工业所面临的问题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愈发严峻。一方面，该计划推行至今遭遇的挫折使印度在中印关系中难以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另一方面，若该计划无法助印走向适合自身的工业化道路，印度社会经济将面临十足风险——不仅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女性劳动力将因没有对应的工作岗位而面临失业，希望摆脱传统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也将面临无处可去的悲观前景。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夫·贾弗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巴黎政治学院/法国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伦敦国王学院印度政治与社会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海外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