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数不胜数，毕竟，“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1] 但直到19世纪，欧洲人关于战争的纪事或史书并不多见。德意志30年战争（1614-1648）在欧洲现代史上非常著名，相隔100多年后才有席勒（1759 - 1805）的《三十年战争史》（1793）问世，而席勒恰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1790）动笔撰写此书，这恐怕不是巧合。

毕竟，德意志30年战争还有另一个史学名称——德意志“宗教战争”，而席勒开卷就提到，尽管这场战争让德意志显得退回到“古老的野蛮习俗”，一种可以称为“普遍的国家同情”的新政治意识的产生“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惊吓”。在席勒眼里，德意志30年战争无意中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火炬”播下了火种，以至于历史的“勤劳之手不知不觉地再次抹去了战争所留下的灾难性痕迹”。[2]

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年，米肖（J. F. Michaud，1767-1839）才22岁，当时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政治记者。拿破仑称帝之后，米肖追随夏多布里昂（1768-1848）追慕中世纪，花近10年功夫写了三卷本《十字军东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1812-1817），很快被译成英、德、俄文，因叙述生动且富有文采“竟得以掺进闻名全欧洲的诗人、作家的著述之中”。为了完成这部史书，米肖效仿希罗多德那样远行各地收集史料，但要说他的这部战争史有多符合史实，还真难说，因为他把11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视为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以至于把它描绘成了法兰西人民的历史骄傲，而现在（拿破仑战争展开之际）“西方人再次转向了东方地区”。据说，米肖的这部战争史“在一代又一代革命中经受了决定性的考验，这些革命能够改变或修正人们的品位、道德和制度”。[3] 这无异于说，即便拿破仑战争最终失败了，它也与十字军东征一样成了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

陷入萨拉丁军队包围之中的十字军（1877）

要记叙一场历时多年的战争，需要获得大量相关信息，现代通讯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这场战争的纪事书和史书也不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讯业急速发展，新的战争纪事写作群体——记者形成了，战争纪事和史书随之猛增。最早的中印边境战争纪事，就出自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之手。[4]

由此出现了一个政治史学问题：战争纪实与理解战争是一回事吗？战争是人世间最为复杂、最为极端的政治行为，理解一场战争意味着理解人世间的极端政治现象。在欧洲历史上，记叙战争的作家都获得了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声誉：席勒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撰写《华伦斯坦传》的兰克(1795-1886)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记者出身的纪事家也得收集大量史料，叙述同样得讲究文学性的谋篇和叙述，从而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倘若如此，与传统的战争纪事相比，记者身份的战争纪事最为明显的特性便是更为逼近战争的年代和真相。问题来了：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历史真相？

美国的“修正主义”朝鲜战争纪事

朝鲜半岛上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1952年3月），美国著名的“左翼报人”斯通（1909-1989）出版了一本小书《朝鲜战争内幕》（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史称第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史书”。其实，这是一部新闻报道类作品，“依据的完全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文件和英美两国著名报纸的报道”，尽管斯通自己觉得，他记叙这场战争的历史“就像在写小说”。毕竟，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他“周围是一种全面战争的气氛”（斯通，“作者序言”）。

斯通运气不好，这本小书出版时撞上了“麦卡锡专制”的风口浪尖：麦卡锡神志不清地指控说，美国在朝鲜半岛上遭遇重创，首先应该归咎于罗斯福（1882-1945）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和波兰出卖给俄国”。由于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压力，美国的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使国内外感到震惊的禁书和焚书事件”。[5] 斯通认为这场战争是李承晚（1875-1965）在美国的暗中帮助下挑起的，《朝鲜战争内幕》很快被扣上“通共”嫌疑的帽子遭到查禁，斯通本人也被牵涉进“维诺那计划”引出的共产党间谍案受到调查。直到“维诺那计划”被证实是美国中情局搞的一个阴谋后，斯通的“通共”嫌疑才得以洗清：他的确是“亲共”的美国左翼报人，但谈不上是“间谍”。[6] 笔者很久以后才知道，斯通就是那位70岁开始学古希腊文，并以此年龄穷10年之功写了一部苏格拉底传的“斯东”。[7]

《朝鲜战争内幕》出版差不多20年后（1971），美国在越南战场深陷泥潭，知识界甚至军界的“反战”之声此起彼伏，斯通的这部纪事作品重获新生，成了名副其实的“史书”。因为，该书引用了大量1950年6月至1952年元月美英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

出版社重版《朝鲜战争内幕》时用了这样的推介语：

斯通先生的这部著作是控告书，它确实是有史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最为强烈的控告书之一，而它现在却仍鲜为人知。[8]

美国海军学院的战争史教授艾姆布鲁斯为斯通的书撰写了重版序言，其中写道：

中国人从来不希望战争，他们也不想支持北朝鲜，是麦克阿瑟逼迫他们这样做的。俄国人的情况也如此，他们都没有介入最初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只能从朝鲜北南之中去寻找，而不是有人所说的，是克里姆林宫或北京的扩张阴谋导致的。这场战争没有在1950年底就结束，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斯通，页3）

这位战争史教授凭靠军事常识知道，朝鲜半岛战争不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或北京的扩张阴谋导致的”。但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否“只能从朝鲜北南之中去寻找”属于政治史学问题，他的说法未必正确，毕竟，“战争的起因”绝非仅仅是军事问题。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原话为“战争无非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未必恰切，或者说，人们对这句名言的理解有误：毋宁说，战争意味着政治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靠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9]

美国国内的“反越战运动”

至于“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恐怕会冤枉这位五星上将，尽管麦克阿瑟刚愎自用，且因极端“反共”而不惜与日本法西斯政客合作，对战争的扩大化罪责难逃。原因在于，

自从美国积极卷入世界事务以来，朝鲜战争第一个成为考验文官统治的主要实例。在朝鲜战争中，由宪法和制度规定的文官统治受到了彻底的考验——非常彻底，事实上几乎经受不住考验。[10]

这无异于说，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表明，美国的民主政体本身有问题。为此提供证明的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冲突事件触发了年轻的亨廷顿（1927 - 2008）从“军政关系”角度考察美国的宪政制度及其与美国分裂的意识形态的关系。[11]

随着“反［越］战运动”升级，美国人越来越觉得，朝鲜战争是美国打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斯通的《朝鲜战争内幕》问世30年后（1982），美国的政治作家古尔登依据美国官方解密文件和军政要人的忆述以及对诸多当事人的采访写了《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古尔登曾长期在军方从事情报分析，后投身新闻业。在他看来，朝鲜战争是美国的耻辱，因为它是美国国家领导人“鲁莽轻率”“傲慢自大”的结果，即便脑子清醒的参联会也应该“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

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12]

这是古尔登对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的基本评价。“愚蠢的战争”也好，“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不受欢迎”也罢，古尔登仅仅要表明“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古尔登，页7）。

过了不到5年（1986），亚历山大依据美国军方档案和军史材料撰写了一部朝鲜战争战史，他为自己的书选取的书名是“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亚历山大亲历过这场战争，他从军事史的角度得出如下结论：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13]

亚历山大写这本书，并非因为当时中美正在走向“贸易伙伴”关系，两国即将开始长达20年的合作期。

如果我们以为这类持“反韩战”立场的战争纪事书在美国占据主流，那就错了。美国著名军史学家米勒特（Allan R. Millett）获得过“终身成就奖”，他撰写的两卷本朝鲜半岛战争史的书名并非如中译本书名那样富有诗意，而是具有直白的政治含义——《他们为朝鲜而战》（Their War for Korea: American, Asian, and Europea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1945-1953）。副标题“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作战人员和文职人员”清楚表明，所谓“他们”指联合国军。

在概述文献时，米勒特不屑于提到这些具有“反韩战”立场的战史纪事，仅仅笼统地称之为“修正主义”史书，它们“反映出美国人民对朴正熙将军在韩国的独裁统治以及口是心非的约翰逊政府干预越南的不满和愤怒”。[14]米勒特转弯抹角的修辞不外乎要说，这类纪实作品带有政治立场，所谓“纪实”未必符合史实，似乎他才具有客观立场，尽管他承认，要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

“修正主义”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完全陌生，上年纪的人才会在尘封的记忆中回味到这个语词带有的尖锐锋利。米勒特用这个语词一笔带过1970年代至1990年代美国人写的朝鲜战争纪事，意味着此前曾经有一个关于朝鲜战争的正统叙述，但被“修正”了。

的确，自1950年代末以来，美国知识界不断有关于朝鲜战争的追忆或研究问世。据说，美国朝野对朝鲜战争患有“国家性遗忘”（national amnesia），关于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却寥寥无几——这种在我国坊间长期流传的说法并无根据。

据麦克法兰的《朝鲜战争研究文献录》（1986）所载，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出版物（书籍和文章）已多达2300种，尽管从军事角度记叙或研究的居多（亚历山大，页594）。[15]不难推想，所谓“修正主义”式的朝鲜战争纪事在美国恐怕仅仅算是一种“声音”。所谓the Forgotten War[被遗忘的战争]或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未曾透露的战争真相]一类书名，并非指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很少。毋宁说，此前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纪事或研究讲述美军遭受打击时的悲惨遭遇的书籍很少。

在美国，朝鲜半岛战争史的正统叙事的基调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米勒特的《他们为朝鲜而战》遮遮掩掩地与此一脉相承。莱基的《冲突：朝鲜战争史（1950-1953）》出版于1962年，迄今还是美国施行政治教育的权威读本（甚至有了电子朗读版），该书的扉页题辞是：To Those Who Fought for Freedom in Korea[献给那些曾为朝鲜的自由而战的人们]。[16]

莱基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一律称为“共产主义者”，事实上，麦克阿瑟的确是带着与“共产主义者”决一死战的信念坚持要打一场清教式的“全面战争”，甚至不惜“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本土”（斯帕尼尔，页219）。我们若以为这仅仅是所谓“冷战意识形态”的反映，那就错了。毕竟，麦克阿瑟是“充满魅力的人物”，他“同几乎是宗教性质的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亨廷顿/2017，页348）。

美国作家托兰（1912-2004）因撰写20世纪的纪实性政治史而闻名于世。除了善于叙事，托兰撰写战史注重对亲历者的采访。用今天的话说，托兰的战争纪事基于口述历史——他的朝鲜半岛战争纪事就属于这类作品（米勒特/下，页568）。

这并不意味着托兰撰写的战史纪事就具有所谓的客观性。他的《生死之战：朝鲜1950-1953》（In Mortal Combat：Korea，1950-1953）出版（1991）后，随即被译成了中文。托兰也许并不知道，中译本的书名加了一个副标题“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否则，他恐怕会表达不满。因为他明确说，“我并非以一个美国人而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这本书。[17]

我一直试图作为一名不管国籍和意识形态如何的超党派人士来探讨历史，并试图通过普通的和非凡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惨痛的详细情节来描写战争的恐怖。（托兰，页663）

托兰确实是美国人，但他又自视为“世界公民”。这种人在美国可能不在少数，中译者（或出版社）加了“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这个副标题也不算错。问题在于，一个“世界公民”看待战争的目光真的就客观吗？

托兰在结束他的战争纪实时说：

这场朝鲜战争值得打吗？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只有各个层面上大量富有人性的事例——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得书写这场战争可以承受。（托兰，页663）

这场战争的确残酷，历史上也没有不残酷的战争。但我们值得问问托兰：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来说”都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世界公民”如此不辨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语词加诸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让自己站到一个超历史的道德高度，他的灵魂就“能够承受”（bearable）书写这场战争，让人匪夷所思。

无论南北双方的朝鲜人民还是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说，这场战争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参战双方的人民不是“世界公民”，“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也不属于“世界公民”，而是属于某个国家的战士。各个国家记住自己的英雄及其自我牺牲精神乃至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属于政治的自然。[18]

托兰不分青红皂白把“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加诸给交战双方，恰好证明这位“世界公民”的头脑“愚蠢、错误、误判”，因为他不能辨识什么是“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

要辨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的是与非或道德与不道德，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涉及到具体而又复杂的历史处境。何况，“人们对道德世界的基础存在着深刻的、显然是永无休止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却生活在道德世界的表层结构中。”[19]换言之，人是道德的存在，尽管人世间的纠葛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是非难断，仍然需要尽可能明断是非。否则，道德世界这个“表层结构”就不复存在。因此，通过学习辨析历史实例来培育道德判断力，还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明都相当看重的教育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高中生来说，这种政治教育尤其重要。

尽管人与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的和普遍的社会，尽管他们成为社会人的时候变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恶多端，尽管正义和平等的法则对于那些既生活于自然状态的自由之中而同时又屈服于社会状态的需要之下的人们来说，全都是空话；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不会有德行和幸福了，上天已经把我们无可救药地遗弃给人类的腐化了。让我们努力哪怕是从坏事里面，也要汲取出能够医治人类的补救办法吧。[20]

也许是受到这段话的激励，沃尔泽在他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中列举了诸多20世纪的战争，并勇敢地坚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战争，让人颇为费解。毕竟，与20世纪的诸多战争不同，直到今天，史学界还在为朝鲜战争双方谁是正义一方之类的问题争议不休。也许，由于沃尔泽把“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的权利”的“人权论”作为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唯一尺度，他才无法面对朝鲜半岛战争这样的“历史实例”。

“朝鲜战争”概念的歧义

姚旭将军的《从鸭绿江到板门店》可能是我国“新时期”以来带史学性质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开端之作，尽管具党史叙述风格，却限内部发行。[21]自那以来，风格各异的或回忆或记叙或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且络绎不绝，史学界也不乏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纪实性作品明显更多。据统计，1995至2009的15年间，“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译著及回忆录等”已经多达100余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