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和拜登，誰勝選對中國更有利？我可以給出一個簡單直接的觀點，但背後的思考卻不能簡單直接，我們必須確定所謂“有利”的“利益考量周期”，並尋找中國在面對問題給出“應對”時擁有更大“可能性空間”的機會。
字數：9000字
特朗普和拜登，誰勝選對中國更有利？這個問題是一段時間以來在網絡上被提問次數最多的問題之一。在上一篇文章《原創：面對美國步步緊逼，中國為什麼不該着急》中，我表達了一個觀點：身處當前紛繁複雜的國際局勢中，即使面臨瘋狂攻擊，中國也應該耐心地等一等，要反擊但也要節制，不要着急做出草率決定或採取魯莽行動。事實上，不僅中國在等，全球政治家們都在等，要等的時間節點就是11月的美國大選。那麼，如果不出現天大的幺蛾子，美國大選的結果無非就是兩種可能，特朗普勝選或者拜登勝選，哪種可能性對中國更有利？自然就成為一個最讓人關心的問題。
01 簡單直接的回答
很多人問了問題，希望立刻得到一個簡單直接的回答，我很理解這種心情，所以現在就給出這樣一個回答：我認為，拜登勝選對中國更有利。
這個回答可能和很多人的直覺不符，事實上，這和我自己的直覺也不符。坦白說，我很喜歡特朗普這樣一個人做美國總統，除了“川建國”這個諢號所代表的一切——例如他為美國製造混亂的決心或者他幫中國統一民意的能力，他甚至還可以承包網絡上的段子和笑料。
那麼，我為什麼認為拜登的勝選對中國更加有利呢？在詳細解釋之前，我必須做幾個說明。
第一，我的回答以“我認為”開頭，不僅僅為了表明這是我的個人意見，還有更重要的一層意思：我的回答基於我對問題的理解，而我的理解不一定和別人的理解相同。對眼前這個問題的理解，核心是對“有利”這個詞的定義。“有利”是個耳熟能詳的詞，但真要定義就非常複雜了——我有一個定義，但這個定義是否是大家的共識卻很難說。看過我的科幻小說《雲球》的讀者也許能明白我在說什麼，整部雲球講了很多故事，但核心問題就一個，“人”的定義是什麼？圍繞這個問題，《雲球》寫了四部，但我並不覺得討論清楚了。事實上，定義一個概念經常很複雜，甚至複雜到無法定義——只能取決於每個人各自的理解，經常沒有共識。即使是大家以為最精確的科學，其中都充滿了沒有定義的概念，例如物理學中最基本的概念“力”，其實並沒有精確的定義，沒人知道“力”是什麼。一般認為，“力”首次被明確定義是在牛頓運動三定律中，藉助了“質量”的概念，但科學家很快就發現，“質量”的定義實際上卻又倒過來藉助了“力”的概念——從語義的角度講，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循環定義，也許希格斯粒子的發現有望取代這個循環定義，但距離牛頓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三百年。可以想見，如果自然科學都是如此，社會科學就更加困難了。在眼前的問題中，“有利”的涵義是個核心問題，我相信每位讀者都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回答中的“我認為”就是表明，在我對“有利”進行定義的這個前提下，拜登勝選對中國更“有利”。後面我會解釋，我是如何定義“有利”的。
第二，我的回答是“更有利”而非“有利”，這隱含了另一重意義，那就是如果特朗普勝選，我並不覺得對中國“不利”，我仍然覺得對中國“有利”，只不過不如拜登勝選“更”有利。再往深一層也就是說，我認為無論誰勝選，對中國都是有利的，只是有利的程度不同、有利的側面不同——無論誰勝選，大家都不需要有任何擔心。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是不利於美國而有利於中國的，這取決於美國和中國以及世界的基本面，和什麼人當美國總統沒有決定性的關係，不同的總統帶來的只是實務方面的差別而已，和趨勢無關。這方面的分析很多，我就不多說了。不同的人做美國總統，對中國而言只是意味着需要在實務層面採取不同的對策，將不同的有利程度和不同的有利側面最大化地加以利用。這就是為什麼我上一篇文章說要等一等的原因：等待不是不出手，而是為了有針對性，從而更好地出手。
第三，下面要說的一點比較驚悚，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我用的詞是“勝選”而並不是“當選”，看起來兩個詞並沒什麼不同，但在我的理解中，二者是有差別的——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說法，無須深究，權當是我擅自將這種差別賦予了兩個詞吧。大家知道，美國大選是11月，誰贏了就是誰“勝選”了，但美國總統交接是明年1月，順利交接之後我才認為是“當選”，兩個詞之間的差別就在這裡：今年11月到明年1月之間會發生什麼呢？某人勝選而無法當選的的可能性有沒有呢？這種可能性非常小，我也沒有勝選者無法當選的不切實際的期望，但是，理論上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
雖然我號稱給出了一個“簡單直接的回答”，但實際上一點也不簡單，更談不上直接，下面我必須要解釋一下。
02 特朗普和拜登的差別
特朗普和拜登的差別，進一步，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差別，顯然不是這樣一篇文章能夠講得清楚的。但就像一般人的理解，不考慮長遠的歷史，只考慮這些年的表現，兩種力量可以被比喻為真小人和偽君子。共和黨在理念上偏於實際利益，行動上偏於強硬對抗，視野上偏於短期和局部，民主黨在理念上偏於意識形態，行動上偏於陰謀詭計，視野上略遠略廣。這種說法都是兩黨互相對比而已，如果有任何褒義詞，不能拿來和真正具有戰略性思維的國家——例如中國——相比，同樣，如果有貶義詞，也不能理解為我們身邊的具有這些貶義特質的個人或小團體——無論如何，兩黨和它們的政客還是擁有比普通人高得多的思維水平和行動水平，而且除此之外，美國畢竟還擁有一個雖然今不如昔但仍舊強大的專業行政團隊以及軍隊，中國不能有一絲一毫的輕視和麻痹。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可以對未來做一個粗略的預測。
如果特朗普勝選並且不出意外地“當選”，那麼，基本上目前的中美局勢以及世界局勢的底色和大方向是不會變的，美國唯我獨尊但內部撕裂、全球化退潮、中美對抗加劇、區域和國家集團的割裂升級……這裡面唯一的變數是，特朗普對於2024年甚或2028年是如何考慮的——不是指任何別的考慮（他的年齡和任期限制使他不需要考慮那麼遠），僅僅是指他是否真的如坊間傳言那樣想要培養伊萬卡或庫什納。這種可能性很小，但從家族安全角度有一定需要，而且特朗普經常干可能性不大的事情，所以不能完全忽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沒什麼可說的了。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特朗普就需要去做某些交易，以使伊萬卡能夠獲得廣泛的支持。雖然交易的重點是在美國國內，但在國際上也必然有一些動作，這將給某些國家帶來某些機會。但如果特朗普真這麼想，意味着共和黨內部的裂痕將會加大。目前，共和黨政客基本都圍繞在特朗普周圍（不得不如此），可特朗普如果想讓他們永遠只是“圍繞”，就會不可避免地引發矛盾，特別是對一些中生代政客而言，例如極端反華的馬克·盧比奧。這些人既然是中生代，那麼對自己的未來就是有想法的。更不要說，還有民主黨會理所當然地作梗。所以在特朗普治下，其他國家即使有交易的機會，交易難度也會很大，中國當然更困難。而中國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都將迫於壓力需要站隊、表態以至於採取實際行動，戰略模糊的空間和渾水摸魚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在美國國內，各路資本力量以及相關政治代言勢力也將面臨同樣的情形。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總結：如果特朗普當選，世界將是一個撕裂對峙、針鋒相對、勢不兩立甚至你死我活的世界——局勢劍拔弩張但相對明朗簡單，大家就是要分撥兒打架。如果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像曾幾何時香港電影裡的高中校園：一種形式上就很明確的叢林世界。
如果拜登勝選並且不出意外地“當選”，那麼，中美局勢和世界局勢一定會變一個樣子。我不是說局勢會變得對中國友好，只是這個局勢會和特朗普當選不一樣。對美國來說，“遏制中國”這個目標並不會發生改變，但手段卻會發生變化。手段變化的主要特徵將是美國拉攏其他國家“組團”的效果會比特朗普好得多。價值觀忽悠也好，利益誘惑也好，也包括一定程度的恐嚇——但不像特朗普那麼明目張胆。總而言之，對於“組團”這件事，拜登會比特朗普幹得更好，其成員會更多，成員之間也會一團和氣，而中國則會顯得更加孤單——不過無須擔心，拜登“組團”的更好只是看起來更好而已。由於民主黨長期用各種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包裝自己，占據道德高地的需求遠比特朗普高，所以他們做出的決策很難在堅決程度和徹底程度上和特朗普的決策相比。拜登“組團”的成員多，看起來會比較壯觀，但是和特朗普基於威脅建立起來的“組團”相比，成員們的立場都會軟弱得多，也會虛偽得多。成員們嘴上一套實際一套的情形在特朗普的“組團”中雖然也存在，但在拜登的“組團”中一定嚴重很多倍——因為拜登將提供特朗普不會提供的很大的玩弄手腕的空間。無論對於其它國家而言，還是對於美國國內各路資本和政治勢力而言，戰略模糊的空間和渾水摸魚的可能性會比在特朗普治下大得多。當然，我不是說拜登或者民主黨傻，竟然會看不出來大家的手腕，而是拜登不會也不敢像特朗普那樣翻臉，再說他們自己就慣於玩弄戰略模糊和渾水摸魚的手段，所以他們的威懾力不夠。
簡單總結就是，如果拜登當選，世界將是一個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言行相乖、口水滿天飛以至陰謀詭計當道的世界——局勢非常複雜，但是卻相對溫和。同樣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世界像是一個內部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最嚴重的公司，本質上也是叢林世界，但形式上卻還算文明：沒有人打架，同事們相互之間都溫和地打招呼，但每時每刻都有算計，每時每刻都有背叛，而算計和背叛之後仍然會溫和地打招呼。
03 利益考量周期
我們已經分析了特朗普和拜登勝選並當選後的大致情況。現在，必須談談對於什麼叫做對中國“有利”的定義了。很容易想到，應該排列一下中國利益的優先級，比如經濟優先還是安全優先，是國內民生優先還是國際地位優先，等等等等，有很多東西可以排序。但是我認為，這一類的排序在這裡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利益考量周期”。
“利益考量周期”這個概念是我在《雲球》中提出來的。《雲球》中有一條支線，有一個理性公正的機器人總統格蘭特統治着一個島國，最初，格蘭特的“利益考量周期”是五十年，一切都運轉得不錯，但是後來由於某些原因，這個利益考量周期被改成了一年，於是所有的事情都改變了……這很容易理解，面對一個選擇，你希望是對你未來一年“有利”還是對你未來五十年“有利”？兩種前提下，答案經常會是不同的。
那麼，我們討論是否對中國“有利”的時候，利益考量周期應該是多長呢？
每個人有不同的選擇，這件事很難有共識。我從不期望任何一個國家的民眾——或者任何一家公司的員工甚至任何一個人數超過十人的大家族的成員——能夠在這件事情上達成共識。我只能說，我給出“拜登勝選對中國更有利”的回答時，有一個從我自己視角出發的關於對中國“有利”的利益考量周期，那是基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藍圖的一個時間點：建國一百周年。
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時間點呢？因為我們的國家早就為此做了長遠的規劃，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而且一直以來都圍繞着這個目標堅定不移地向前走。可以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國家政策，都在為這個長遠目標服務，而我們試圖排序的所有的利益因素——經濟、安全、國內民生、國際地位……都在這個長遠目標的涵蓋範圍之內。
如果某位讀者心中的利益考量周期和我所定義的利益考量周期不同，那麼對於“特朗普和拜登誰勝選對中國更有利”的答案很可能就會和我的答案是不同的——這沒關係，我們有不同的前提。
簡單來說，從三十年尺度的利益考量周期來看，我認為拜登當總統比特朗普當總統對中國更有利，也就是說，上面描述的拜登帶來的“局勢複雜卻相對溫和”的情形比特朗普帶來的“局勢劍拔弩張但相對明朗簡單”的情形對中國更有利。
為什麼這麼說呢？
04 “應對”決定“問題”的性質
看看“局勢複雜卻相對溫和”和“局勢劍拔弩張但相對明朗簡單”這兩句描述，會發現其中沒有什麼細節，看起來奇怪。我們可以在幾秒鐘內想到很多細節，其中不乏重要的問題，比如華為的命運，比如貿易協議，比如一帶一路……但是在此我們要建立一個關鍵認識：面對每個具體問題，肯定會有一個具體應對，而在“問題”到“應對”這樣一個組合中，是“應對”決定了“問題”的性質，而不是“問題”決定應對的性質。雖然發生問題在先，做出應對在後，但做出應對以後，卻會產生強大的反饋，從而改變你看待這個問題的方式和結論——無論是國際政治，還是你的日常生活，永遠都是如此，所以說，“應對”決定了“問題”的性質。
一個好的應對可以使危險變成機會，一個壞的應對可以使機會變成危險。危機危機，既有危也有機，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但不經常被提起的是，正是對危機的應對決定了危機究竟是“危”還是“機”。從這個角度看，任何一個具體問題，華為也好，貿易問題也好，一帶一路也好，如果出現問題，理論上我們總是可以找到某些“應對”使問題變成機會，而反過來，理論上也總有某些“應對”會使問題變成“危險”。
中國最擅長的就是跳出局面之外看局面的戰略思維，最擅長的就是處理複雜情況，最擅長的就是謀定後動從而找到最好的應對。需要注意，在這種情形中，還存在一個“相對性”，就是說，有時一個絕對“好”的應對很難被找到，但是，應對“好”或者“不好”並不是絕對的，它體現在問題的其它相關方所做出應對是否更加“好”或者更加“不好”。現在的中國，總是那個能夠比別人做出“更好”應對的國家。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國曾經做出無數典範“應對”，將“問題”甚至“危險”變成了“機會”，例如從瓦森納協定到航母和殲20，從初入WTO時的外企碾壓到現在國企/民企的崛起，從伽利略到北斗，從南海危機到南海種島，從釣魚島爭端到東海識別區，從XG騷亂到港版國安法……很多本來在正常情況下很難做的事情、很難採取的行動、很難實現的效果正是藉助問題和危機的出現以“應對”的方式來實現的。
所以，面對問題的時候，問題不是關鍵，應對才是關鍵，我們要力圖給出高質量的應對，應對決定了問題的性質。本質上，特朗普和拜登，誰勝選都沒關係，我們沒興趣干涉，我們關心的，是面對一個一個的問題，找到高質量的應對，而二者誰勝選，我們更容易為所有問題都找到高質量的應對呢？
05 “應對”的“可能性空間”
想要給出高質量的應對，必須考慮給出應對時我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大環境。大環境是否提供了足夠多的不同“應對”的可能性——有好的應對也有壞的應對。選擇的空間是否足夠大？可能性是否足夠多？如果面對問題根本沒有什麼可選擇的應對，或者可選擇的應對很少，基本屬於華山一條路的情形，那麼找到高質量應對的可能性顯然就很低了，而如果可選擇的應對很多，那麼找到高質量應對的可能性也就很大——而我們擅長找到那個最好的應對。
如果用一個術語，上述問題就是我們給出“應對”的“可能性空間”是否足夠大。“可能性空間”最初的本意是指經濟領域技術創新的可能性，但同樣也可以用來指代在任何博弈過程中應對問題的可能性。
“應對”的“可能性空間”卻是由自身的基本面和面臨的大環境兩方面決定的。自身的基本面不用說了，自己孱弱，一定沒有什麼可能性空間，自己根本不懂技術，如何搞技術創新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自強的原因。但是，“可能性空間”更多地是指大環境的影響，而這個所謂的大環境，在我們現在語境下概述一下，就是拜登帶來的“局勢複雜卻相對溫和”和特朗普帶來的“局勢劍拔弩張但相對明朗簡單”這兩句話，在哪種情況下的可能性空間更大呢？我認為，相比特朗普及其帶來的“局勢劍拔弩張但相對明朗簡單”的治理特點，拜登及其帶來的“局勢複雜卻相對溫和”的治理特點顯然擁有更大的可能性空間。
中國善於在問題的應對中變“危”為“機”，中國善於博弈，中國擁有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積累了豐富的博弈經驗，現在的中國聰明而且沉穩。事實上我想說，局勢越複雜，中國越擅長，而局勢越簡單——兩個人已經拎了斧頭互相砍上了的時候，智商就沒有什麼用了。
注意，我並不是說應該害怕“兩個人已經拎了斧頭互相砍上了”。如果真的開始“互砍”，中國不會怕，也不會輸，這裡面仍然有很多中國能夠而且善於利用的“可能性空間”，今天的中國自身也夠強。只不過，這種互砍的局面，是對方的預設陣地，不是我方的預設陣地，這種被動應戰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最佳局面。
所以我前面說，拜登勝選比特朗普勝選對中國“更”有利，也就是說，特朗普勝選帶來的“互砍”局面並不意味着對中國不利，只是說相對而言，拜登勝選帶來的“博弈”局面會使中國的優勢和特點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過去的幾十年，我們一直處於這樣的博弈局面中並且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當然，今天的局面嚴峻得多，但是，我們的博弈底牌也豐厚得多。
顯然，仍舊處於“博弈”這個概念中而非處於“互砍”這個概念中，對中國是“更”有利的。
用“互砍”來形容特朗普帶來的強硬對峙的局面可能有點言過其實了，但是，用“速勝論”來描繪我方一些性情中人渴望這種“互砍”的情緒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正如大家看到的，特朗普正在敗壞美國的方方面面，這種情況下的“互砍”有很大可能性使我方“速勝”，甚至提前若干年實現偉大復興——但是，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如果我們沒有選擇，無法避免“互砍”，我們必須恰當應對，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但如果我們明明可以選擇更加可控的三十年尺度上的“必然性”，為什麼要歡迎這種短期的充滿風險的“可能性”呢？
特朗普確實是在敗壞美國，但要注意的是，這個描述是一個“單方面”的句子，只描述了一半事實。另一半事實是，民主黨會同樣敗壞美國。不要忘了，就像特朗普擁有“川建國”的諢號一樣，拜登曾經服務的奧巴馬也擁有“奧觀海”的諢號，拜登似乎也已經開始被人叫做“拜興華”了。其實，敗壞美國這件事情，在本質上並不取決於川建國或者拜興華，而是取決於美國衰落這個客觀現實，敗壞的趨勢是一定的，和特朗普或者拜登的關係可能只是先從脫髮開始還是先從腳氣開始而已。
例如，談一個細節，特朗普和共和黨收緊了移民政策，是美國社會撕裂的原因之一，而拜登和民主黨則會推動移民政策更加開放，有助於緩解美國社會眼下的撕裂，似乎拜登更有利於今天的美國。但對對中國來說則不同，也許從四年尺度的“利益考量周期”看，美國的移民問題和中國無關，絕不如中美貿易問題重要，也不如華為問題重要，可如果從三十年尺度的“利益考量周期”看，我認為，移民問題導致的拉丁化將很可能是美國最後的掘墓人。
再談一個細節，特朗普和共和黨的強烈的保守傾向是美國政府和民眾在此次疫情中某些反智行為的原因之一，民主黨幾乎沒有反對戴口罩的，似乎更理性一點，也就是說，民主黨似乎對美國更好。但是，特朗普雖然通過“保守”這個標籤將美國撕裂為兩個大的群體，但在兩個大的群體對峙中，事實上，是否貼“保守”標籤這個表象，對兩個群體的內部團結產生了巨大幫助。而一旦民主黨執政甚至長期執政，他們的政治正確的觀念將導致美國分化成為無數個群體——為了政治正確，我就不描述這些群體了。那麼，可以看看這樣的情況：一種情況是兩塊堅硬的大石頭，另一種情況是一盤散沙，你覺得哪個美國對中國更有利？我會選擇一盤散沙，也就是拜登。
其實，從新冠防疫的角度看，特朗普固然很糟糕，民主黨也不見得就會好多少，根源在於美國社會的系統性問題。美國當今的經濟問題更是如此。進一步想想，歐洲並沒有一個特朗普，但歐洲的衰落已經開始了很久。歐洲比美國的情況要好嗎？更多的社會福利？更寬鬆的移民政策？更多的政治正確？還是更多的罷工？也許吧，那就讓拜登努力吧——不過大概率，向南看齊才是歷史的方向。總之，把所有問題歸結於特朗普，實在是小看了美國。偌大美國死於一人之手，可能嗎？就像很多人所說，特朗普是美國衰落的象徵，而非美國衰落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基於“可能性”的“速勝論”是不可取的，基於“必然性”的歷史車輪更應受到歡迎。
總結一下，拜登當選對中國“更有利”的核心是，中國在面對問題給出“應對”的時候，擁有更大的“可能性空間”，而特朗普當選將導致這種“可能性空間”的受限。
06 最後一個理由：某種“可能性”的概率
剛才談到，我願意為了三十年尺度“利益考量空間”中基於“必然性”的歷史車輪，放棄四年尺度“利益考量空間”中基於“可能性”的“速勝論”，這是我認為拜登勝選比特朗普勝選對中國更有利的主要理由。但除此以外，有一種“可能性”也是我不願意放棄考慮的，而這種“可能性”恰恰也支持拜登勝選對中國更有利的結論。
前面的討論都基於“勝選”即“當選”的前提，也就是說，無論是誰今年11月贏了，明年1月就能入主白宮。但我上面也提到，這期間發生什麼事情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我在《原創：面對美國步步緊逼，中國為什麼不該着急》已經分析過，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一旦上台都有可能長期執政，這麼一來，對敗選方的壓力就變得很大了。而且，特朗普多多少少還面臨着敗選後自身或者家族成員的牢獄之災的概率，自然壓力更大。所以我們應該稍微看一看，這種勝選卻無法當選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這種“可能性”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勝選者死亡、敗選者訴訟、社會動亂甚至國家分裂……我想把這些可能性分為兩個類型：自然類型和鬧事類型。比如某人患病去世，顯然是自然類型，這種事情完全無法預測，但敞篷車事件或者某州獨立就不是自然類型而是鬧事類型。
對於鬧事類型的事件來說，要鬧的人肯定是敗選一方。那麼，是否鬧、怎麼鬧、鬧不鬧得成，取決於敗選一方敗選後的壓力、對理念的意志和執行的能力。那麼對比一下特朗普/共和黨的擁躉和拜登/民主黨的擁躉，哪批人的壓力、意志和能力更強大呢？
不知道讀者是什麼意見。我認為顯然是特朗普/共和黨擁躉的壓力（衰落）、意志（信仰）和能力（傳統）更強，而拜登/民主黨擁躉要麼沒有綱領和組織（參考弗洛伊德騷亂和歷次類似騷亂），要麼充滿了軟弱性和妥協性（某些階層的特點），很難搞出什麼大瓜給我們這些看客吃。
舉個具體的例子，加利福尼亞倒是準備在大選次日進行獨立公投，但我認為，除了嗨一下之外不太可能有什麼實質意義——我希望我是錯的。同樣的事情，加利福尼亞的碼農和德克薩斯的農民，誰成功的可能性大？
所以，雖然從勝選到當選之間出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如果拿放大鏡進行比較的話，拜登勝選之後出事的那點“微小可能性”比特朗普當選之後出事的那點“微小可能性”可能要大了一個數量級——當然仍舊很微小。注意，上街散散步這種事不能算在這種“可能性”里，那不過是娛樂而已。甚至訴訟也不能算，戈爾敗選後曾經對布什進行過訴訟，那又怎麼樣呢？都沒幾個人知道這事。
疫情是個重要變數，搞得不好可能讓社會更加像火藥桶，從而增加這種可能性——說實話，現在美國的疫情讓人揪心。
這點“可能性”的區別，足以成為最後一個理由，讓我認為，拜登勝選比特朗普勝選對中國更有利。
最後說一句，如果特朗普真的敗選，有時我可能會想念他，尤其是那些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