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出的诊断和药方非常到位，很遗憾的是，在美国真正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被极少数的权贵阶层绑架，表面上美国是一人一票，实际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所言是一美元一票，政治体制被权贵阶层的利益绑架，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不断缩小等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进而由内部矛盾冲突激化导致民粹主义抬头。

特朗普就是利用蓝领阶级、中产阶级因衰落而产生的民粹主义上台，上台后又为了自己的连任以及党派利益向权贵阶层政策倾斜，比如他推行的减税，受益最大的还是有钱人。

如书中所言，美国除非有一场革命，不然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难以解决。但即使有一场革命，美国至今还有1/3的人支持特朗普，加上美国的知识精英还有左右之分，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上台的机会依然很大，政策上很可能只是新瓶装旧药，老问题继续存在。

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诊断和药方，其实过去十几年他反复在谈，但得不到落实。结果美国的问题越积累越大，对美国第一的焦虑感越来越重，面对全球性问题的爆发，美国选择了放弃领导角色，甚至成为全球性协调的重要阻力，为国内的问题在外面寻找替罪羔羊，不断甩锅给中国。

《美国真相》对中国的启发

我非常赞成斯蒂格利茨教授的主张：我们应该追溯经济发展的本质，以及发展的目的。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是不断创造新知识并运用到生产中，使生产率不断提高。我非常同意他的判断和主张。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市场竞争来激励创新，并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还需要政府主动克服市场失灵，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或提供各种合宜的制度安排，包括给走在技术前沿的产业提供基础科研支持。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让所有人在发展过程中受益。政府和社会就不仅要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等弱势群体有所帮助，还要防止金融寡头、科技寡头对财富的垄断。这就不仅需要有效的市场，还需要有为的政府，这也是这些年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两只手”都要用。

美国自1776年建国后一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重点是怎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此，美国有两派观点，一派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倡政府要积极有为，另一派是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杰斐逊主义”，强调有限的政府，政府最好少管。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用学者埃里克·莱特纳2007年的一段论述说，美国对政府的这两种作用模式一直有争论，但是美国重视实用主义，后来的解决办法是“杰斐逊主义”主导话语权，鼓吹政府少管为好；“汉密尔顿主义”主导政策权，即遇到政策制定，美国政府又在绝大多数时候表现得非常积极有为。

这让我想起1991年在匈牙利参加世行举办的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研讨会，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同期参会，并在会上建议东欧、前苏联国家要按照美国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说的去做。非常遗憾的是，东欧国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参照美国做的去做，而是只听信了美国说的去做。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转型经济体经济崩溃、危机不断、发展停滞、贫富分化。

中国有一句话，叫“谎话讲一千次，自己都会相信”。美国建国以后，“杰斐逊主义”主导话语权，“汉密尔顿主义”主导政策权，但是，由于美国不断宣称“杰斐逊主义”，后来自己也相信了，“里根主义”和现在的特朗普也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话。于是，美国在里根总统之后也推行了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美国真相》这本书中所指出的收入分配的恶化、寡头垄断、政府被权贵利益集团绑架等问题。

中国比较幸运，在转型的时候虽然也借鉴西方的理论，但在改革中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得以在转型过程中维持宏观稳定，经济快速发展。

当然，我们也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好的作用，也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要用。并且，我们确定发展的目的是要让所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避免美国金融、科技寡头垄断绑架政治体制的问题，从而避免像美国这样，作为头号强国，被自身的内部问题困扰，放弃了应有的全球领导权和领导风范，无法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甚至成为全球问题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