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呈现出十分混乱且无序的状态，中央政权有名无实，大小军阀混战不断，列强操控经济与政治资源，这导致当时的中国政治不但无法保证大多数人民的生计，更遑论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民众力量崛起、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传播，不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经历了清末革命与民初乱局的国民党也开始自我改造，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师法苏联，希图将自身打造成为具有明确革命宗旨与革命纪律性的新式革命党。
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启展开全面“改组”的进程，之后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受到各地民众的踊跃支持，显现出“改组”之后的正面效果。但是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对于国民党自身改造贡献极大的共产党员与左翼分子，致使国民党的革命色彩顿时褪色不少，整个政权的基本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是取得一定成绩的。比如培养了一些各行各业的人才，尤其是科技与工业人才；在财政与金融领域引进了一些现代的管理方式；在基础建设方面修筑了公路、铁路，建设了一些工厂、企业与医院；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浴血杀敌，为抵御侵略者作出巨大贡献。但是，这个政权一直存在着一些从未被认真解决的基本症结。
对今天而言，从国民党方面人物的各类文章、日记、回忆录中分析国民党政权兴衰史，无疑具有极佳的政治镜鉴作用。而如何从一些带有“反历史”性质的“民国想象”式的叙事中走出来，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民国史中的基本政治与经济问题，把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形成具有理论性与现实感的历史叙事、政治叙事，为今天展开党建工作，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或许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资料图
国民党要员眼里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本应具有历代新政权都曾有过的所谓“开国气象”，但在现实中这种“气象”却并不多见。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愈发激烈，北伐战争期间崛起的新军阀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党员与国民政府中的各级公务人员严重缺少积极向上、奋发有为、恪尽职守的风气，显露出各种腐败、堕落、消沉、不负责的风气。不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刊物时常揭露这一点，国民党内部的不少要员其实也十分清楚。从他们的言说当中可以窥见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1932年7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上午批阅后，与经扶谈话，到总部会客，俞樵峰之敷衍塞责殊为痛心，手书严戒。下午是湖北党委与清乡促进会委员，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与幼稚党委，新官僚，湖北政治非用严励手段决无起色也，对何雪竹深恨，痛斥其误省也。[1]
两个月后，他又在日记中感慨：
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2]
1932年年底，蒋介石再一次抱怨道：
早晨谒陵后，与戴叶慨叹，深谈本党老党员之腐败，自私、卖老、害事，如不更张，则必亡国也。决以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期为标准，于此期前，速行宪政，使国民共员国政且以国民之力，促进本党之急进也，否则，以党亡国矣。如欲党国之有进步，非促成此策无其他生路。否则，牺牲数十万之部署，徒造成一般老党员亡国之地位而已。言之痛心。上午，到党部主席团会议。下午，开正式会议，晚会客。[3]
可见，蒋介石在日记里描述的国民党，充斥着腐败、无能、顽劣、自私、颟顸等官僚作风，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刚取得全国政权不久的政治集团。
蒋介石本人对此自然是十分焦虑。他在公开的演讲中也不断揭露国民党政权的不良习气。193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国民党员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高踞民众之上的“特殊阶级”：
党员既在国民中间只占很少数，但是既做了党员，人家如看见你有一种不好的毛病，即将当作党员像是一个特殊阶级，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如同乡下劣绅一样。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这是最不好的一种影响和态度。我们要知道，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不排斥的。如果我们党员不知道这一点，甚至自己以为是一个党员，仍旧要给人家看作是特殊阶级，并且我们自己也当自己是特殊阶级，那就糟了。特殊阶级没有不失败，没有能在社会上存在的。[4]
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里，国民党党员是要作为“先知先觉”，带领“后知后觉”的老百姓进行革命的。而这种“先知先觉”，是要建立在具有极高的革命理想与奋斗精神之上的。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描述中，“先知先觉”堕落为“特殊阶级”，这其中的变化及其原因，十分值得人们思考。
蒋介石自然也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1935年他在另一次演讲中告诫党内干部：“当前的国势，异常危急，表面上似乎太平无事，事实上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时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真是所谓‘千钧一发’”。[5]从当时日本对中国进行步步紧逼式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形来看，他所说的确是事实。因此他提醒道：“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就能够建国，能够大成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究其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他疾呼：“我们革命党全党党员的生命是整个的，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事业就是你的事业，我的好处就是你的好处，你的不好就是我的不好。推而至于一切得失利害，成败荣辱和生死，都是共同一致整个不可分的！必须有这种精神，才算是革命党，如果没有这种革命党的精神，个人只顾到个人自己，有过不相规，有善不相劝，一盘散沙，没有精诚尤其不成为一个救国的革命党！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此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6]蒋介石的这番话不可谓不严厉，但是，他所向往的这种类似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氛围，要想实现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制度建设保障的，尤其是党内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与惩处机制。而恰恰是在这方面，国民党政权并未有太多良好表现。
蒋介石
国民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汉民向来被视为比较擅长于谈论三民主义理论问题。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经常与蒋介石势同水火，但在观察到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不良风气方面，胡汉民的感观却与蒋介石颇为一致。1931年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凡注意党务现状的人，都感觉：一，党务工作，好像没有以前的紧张；二，党员行动，好像没有以前的严肃，这两个缺失……兄弟以为党务工作不紧张，党员行动不严肃，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训练不够，而所以致此，第一由于同志们心理上的错误，他们浑忘了总理“革命的精神，固当用于破坏，尤当用之于建设”的遗教，一以为现在革命已经成功，革命的目的，也已消失了。当此之时，是革命者享乐之时，于是奔竞营谋，浪漫颓放，再不为革命来努力了……假如一个革命的政党，不能前进，便只有落后，同时所谓革命的意义，也一定会丧失无余！很多人说，国民党从前凶，现在更凶了。何以呢？因为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这几句话，很显出了国民党员不能深入民众，并已丧失了革命精神的意义。试问这样的党，其工作将何以推进，其生命将何以维持。还不是告朔餼羊，徒劳供美饰吗？[7]
在这里，胡汉民也认为国民党党员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成为了“特殊的阶级”，把革命成功视为自己可以贪图享乐的起始，增添民众对它的反感。曾经作为革命先锋的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整个风气大为变化，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想象国民党内众多党员有多少建设国家、服务大众的意愿。后来国民党政治风气越来越败坏，从它执政之初，就已埋下伏笔。
《北平无战事》剧照
或许是有感于蒋介石与胡汉民所描述的那些现象普遍是普遍存在的，1932年，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后来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杨公达在《时代公论》杂志上连续以“国民党的危机与自救”为题发表了三篇文章。作为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杨公达毫不客气的指出：“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怒人怨，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饭后，大家都不以国民党为然”。[8]他认为国民党内部有许多无所事事混日子的“吃党饭”的人，这导致国民党行政效率低下、工作作风恶劣。他感慨：“如今国民党里面，无业流氓实在太多了！”
[9]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杨公达认为：“因为国民党滥收党员，甚至仅经某实力同志的介绍，成千上万的可以来者不拒的入党；二则因为把办党务当着职业看，把办党当着有饭吃，可以引诱无业或失业的人入党。结果弄到中国之大，国民党好像到处都有党员，实际上又好像到处都没党员——忠党的，贞操的。这是国民党内纠纷原因之一，这是国民党的致命伤”。[10]入党程序如此随意，党员质量如此低劣，致使国民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大失民心。杨公达痛陈：“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个别地方实在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的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不必说，有此现象的，当然是政治上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所希望的利益一点也没有实现，这是顶大的原因。其次即是各党部的人们，由党员变成党官，党部变成衙门，勾结官绅，压迫人民，一天一天的离开人民，终久便变成人民的对象了”。[11]
关于解决之道，杨公达说：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是中华革命党，何以孙总理把他所领导的革命党的名称改来改去，正因为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在当时的情形，如现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一样，只有孙总理大无畏的精神，把叛党的份子，一齐革除，自己重新再干，才会有今日的国民党，我希望党内有同志，能本总理的精神，从新再干一下……要有精锐的党员，当组织强有力的干部。有了干部，那腐化恶化的份子，自然会淘汰，那软化消极化的份子，就会自动的鼓起勇气来参加工作。[12]
这番设想自然很好。但要想实现，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在党内还拥有比较多的真诚信奉者，这样才能以此来号召党员，重振士气。否则所谓“孙总理的大无畏精神”，说出来没什么人理睬，又怎能将此作为榜样。
对此，其实杨公达在这些文章中也已提及。他指出：“国民党年来的错误，是党的同志尤其是党的领袖，只顾党权的运用，政权的争夺，而忽视党的思想，把一部《三民主义》弄死了，或弄得没有生气，不去发挥他，补充他，研究他”。[13]“国民党的错误是，宣传用的是‘党八股’的方法，办党也是用‘党八股’的方法。本来不应老气横秋，一定要老气横秋，到处挂了党部的招牌，像煞有介事的，而却又无介事”。如此忽视宣传，焉能指望党员把孙中山的学说视为立志之物？杨公达的解决方案，其实已经被他自己在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描述中所否定了。而为何会这样？《时代公论》里的一篇评论或许点明了原因：“国民革命军出发之初，本有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口号，今则对帝国主义屈服，对军阀官僚联络，对买办阶级拉拢，对土豪劣绅优容放纵”。[14]“复兴社”的干将刘健群也指出：“我们认定革命之失败不在于反革命势力之强大，而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分不清晰。土豪劣绅自称信徒，贪官污吏恭读遗嘱，谁革命，谁不革命，只有天知道”。他提醒国民党：“假如在党治之下，党员都变成了地主和资本家，假如主张民治，使政权落在地主和资本家的手中，还有谁来奉行总理遗教？”[15]阶级基础变了，政权性质变了，原来的那一套意识形态自然难以让人相信。
总之，在这样的政治风气下，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形象越来越差。1935年，福建省闽侯县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份报告描述道：
闽省自隶党治之初，民众视党如天之骄子，视党员如神圣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盖以水深火热之民众，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视党军如王师，视主义为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党军未至，尝有奚为我后之怼，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时过境迁，办理党务者不能奋发有为，遂流于腐化；益以时会所趋，党权不能提高，于是党治渐移为官治，致贪污充斥，民苦难堪，而负有除暴救民之党部负责同志，在此之时，只以息事宁人为口禅，虚与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腾矣。至党员方面，平素久疏训练，对党观念，本已薄弱，况多不能洁身自爱，行动流于恶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赌也，鸦片也，贪污土劣也，溺者无一不尽其极，执是之故，人民对党之信仰，则每况愈下。此不特过去本县如是，即全省人民对党之态度莫不皆然。[16]
其实不仅福建如此，全国范围内也大体相似。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许多重要职位的邵元冲1932年年终在日记里感慨： 党内则分子复杂，虽中枢人计，而群盲盈廷，或则别有作用，或则蒙騃无识，成事不足，危乱有余，故设施每多颠倒或拂戾民意，而民生疾苦，自治基础盖漠然焉。[17]
到了第二年年终，他在日记里依然忧心忡忡：
本党党务，以干部力量之薄弱，内部派别之分歧，过去倾轧分化之结果，精神益见委靡。大部党员除为小组之工具，以换取个人利益外，毫无振作自觉之精神，于智能上稍求进步。其显著者，若西南一部分党员，与中央始终站于极端反对之地位。而中央本身，亦光怪陆离，不可名状，政策不定，精神散漫，声气不通，情感隔阂。[18]
及至1934年，他在年终的日记里用了更重的语气写道：
党内大猾小丑，朋比为恶，支离割裂，惟恐元气之不尽，此又明季故辙，而今亦步亦趋，惟恐不肖者也。[19]
从邵氏的言说与当时的政治风气来看，丝毫显示不出南京国民政府有什么“新朝气象”。由此可见，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至少在政治领域，成绩着实让人不敢恭维。
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政治面貌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此时他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不少人都企盼他能一面积极抗日，一面洗刷政治风气。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建国”的口号让不少人对国民政府寄予希望。但没过多久，国民党政权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军队内部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偏安与西南大后方的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气象，反而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堕落。加之经济领域的物价飞涨、官僚资本横行，许多人对国民党政权越来越失望。国民党“毁灭的种子”也在此时开始生根发芽。
对于这些问题，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士其实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一度担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唐纵，1941年在日记中写道：分期平抑物价办法，孔副院长（孔祥熙）、翁部长（翁文灏）、张部长等均不同意，惟表面上呈复委座时，避重就轻，敷衍塞责，将来定无结果。平价购销处的舞弊，逮捕的人均一一释放，此案亦将无结果。现在还在资本家官僚者把持得势之时，凡是违背他们利益时，任何主张意见，均无法实施。故虽委座苦口婆心，痛哭流涕，终无效力。[20]
1943年9月10日他在日记中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好逸恶劳，人之常情。本党在未取得政权之先，人人言革命，个个皆刻苦，今因居官位，不觉有人腐化堕落……今我政治上贪污之风，畏难苟且之习太深，一时革除不易，此辈干部皆从事革命多年，不有功亦有劳，既不能如曾国藩之坐湘军练淮军，亦不能如汉高祖之去韩信、萧何之所为，则政治上之苟变势不可能。[21]
到了1944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对于政治问题的语气就不那么“镇静”了：
目今党内何以不能再政治上起领导作用？党的上层干部，对于主义政策的认识，并不彻底。由革命到取得政权，思想和观念上已为之大变，现在大家的观念是现实问题。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22]
唐纵笔下的国民党干部，要么已经沦落为资本家与官僚集团的代言人，要么因坐拥职位而腐化堕落，要么不再具有革命理想，只为自己追求权位，捞取名利。相似的，1943年张治中邀请各地三青团的复杂干部开会检讨时局，与会人员都认为，“由于各级党政人员之日益官僚化，少数主官治卑鄙贪污，多数公务员之困苦怠弛，以致战时政令无法推动，而县以下之乡镇保甲长，更大多为土豪劣绅所把持，利用征兵、征工、征粮、储蓄及其他机会，横征暴敛，勒诈苛索，草菅人命之事，时有所闻。纲纪废弛，赏罚不明，人民敢怒而不敢言”。[23]这样的政治风气，与抗战期间前线将士浴血杀敌，广大民众饱受战乱流离之苦形成鲜明对比。
在此情形下，既然国民政府内部有许多这样的官吏，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大员在沦陷区上演一幕幕将“接收”变为“劫收”的闹剧，也就是势所必至之事了。
当看到各种关于“劫收”的报道后，蒋介石在1946年9月8日的日记中痛言：
党政军各级干部多幼稚无能，其间且真有贪污自私为中外人大所侧目，尤其是京沪一带，强占民房，擅捕汉奸，藉此拷作报复，直至受降年余之今日，关于此种非法行动犹在发展，以致怨声载道，外邦讥刺，诚使此心愧怍无地，所部恶劣，促成共匪枭张，社会混乱之一大原因。悲痛半有甚於此者，非澈底歼除不可。今日军事外交与团务各种恶象劣汇集一身，忙迫痛苦，以此为甚，手拟禁令电稿整通，更觉疲惫矣。[24]
关于这一问题，抗战胜利后参与广东接收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张发奎在回忆录中也有一番颇为沉痛的感慨：
说到国民党的贪污，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在抗战期间由于敌人的出现，情况比较缓和。战后政府机关都在贪污，正如我所说，接收成了“劫”收。党政机构每一层级都贪污。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25]
张发奎
正是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弊病，抗战胜利前夕，一批以CC派的中央委员为主，结合国民党内黄埔系、复兴社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委员，开始推行所谓“党政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来洗刷政治风气。抗战胜利后，有感于各地层不不穷的“劫收”行为，以及党内其他不良风气日渐滋长，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革新分子公开提出团结党内同志，实行党内民主；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肃清官僚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扬民族正气，保卫国家主权四种新的“革命精神”。[26]在会议上，革新分子慷慨陈词，直指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作风。比如黄埔系的革新分子黄宇人就疾呼：
我们要打破国内外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刷新政治，改善民生。如果不刷新政治，改善民生，专门和各党派敷衍，维持贪官污吏，官僚主义作风，乃是自掘坟墓。今天的党从上到下，看不出有刷新政治的决心，也看不出有改善民生的决心，更看不出有驱逐官僚主义的决心，我们看得出的有些人要和各党派讲联合，谈协商，以巩固贪官污吏的局面，此为协商会议造成的最大原因。因此，自今以后，如果党要免于灭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刷新政治，改善民生。尤其要铲除党内外挟各党各派以自重的，卖党卖国的作风。[27]
另一位革新分子，同时也是国民党内主要宣传干将的任卓宣更是从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比中来审视国民党的弊病：
共产党为什么有力量？依我看来，就是他在抗战期内能够动员民众，发展游击得到成功。而本党呢？对抗战完全站在官僚主义观点上，把抗战看做是军队事情，忽略了动员民众，发展游击的工作，即不完全忽略动员民众，发动游击，但至少是以官僚作风来动员民众，发动游击，因此，共产党得到成功，本党没有成功。这样看来，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并不是共产党有特别的本领，正是因为本党有缺点而已。今天我们痛定思痛，对于官僚主义必须彻底肃清……只有把官僚主义切实肃清，彻底革新，发扬本党固有的革命民主作风，才有挽救办法。[28]
虽然革新分子的言论切中时弊，并且看起来充满革命理想，但实际上，革新运动到后来也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不少人开始借此运动来打击异己，培植力量。特别是其中的CC派成员，将矛头直指掌握大量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政学系。这使得本以革新国民党内部痼疾为出发点的政治改革运动，到最后变得和国民党历次政争相似，成为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主义云云，只沦为借机打击对手的工具与说辞。[29]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国民党的党员有机会近距离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通过对比而进一步启发他们思考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问题。1944年，曾经担任国民政府驻延安联络员的徐复观，向国民政府高层递交了一份关于边区的观察记，在其中不但描绘了延安的最近动态，更着眼于分析国民政府应当如何应对。他向国民党高层痛陈：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份，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历史上，必书生与农民相结合（如谭、戚、曾、左之兵），都市与农村相结合，始能发生真正之力量，造成巩固之基础。社会进步，今日之书生与农民（包括其他劳动者），不仅应以官民、官兵之关系结合；且须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能先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则进而以官民、官兵等关系相结合，乃能胶漆无间，而不至发生反拨作用。且必须能与农民以同志关系相结合之书生，乃为真正有用之书生，否则为百无一用之书生，甚且为敲脂吸血之书生。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30]
此外，与近20年前身为“改组派”主要理论家的陶希圣的观点相似，徐复观也在强调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一点一滴的流失：
今日本党之主义，领袖之旨意，政府之政策与法令，皆已有明确之社会方向。然在实行之际，则辄陷于各式土劣之手，于是一切良法美意，无一能真正实行，无一不变质减量，而归于废纸，此乃因在政治行动时，迷失其社会方向使然也。故今日必承认社会确有各式之土劣存在，而土劣之根源，在于土地制度之不合理。任何政策法令必须以大力摧毁土劣之包围，以直达于平民，并切实推行土地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乃能立政府之威信，增行政之效能，造成社会之真正力量。凡今日欲利用所谓士绅以推行政令法令者，若非对社会之认识不清，即系含有不可告人之隐之人也……抗战以来，社会风气之坏，社会现象之危险，至今日而已极。此安可不明定政治行动之社会方向，用大力以赴之，以为正本清源之计乎？[31]
可见，在徐复观看来，国民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基层组织涣散，党员脱离群众。他认为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能够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并且与土豪劣绅彻底切割。之所以能有此看法，很有可能是他根据在延安的详尽考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关键在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决维护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不断强调党的阶级基础，这不但应验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而且有效解决了近代以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许多困境。不过，对于充斥着权贵气息的国民党而言，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8年，徐复观在参加一次党内座谈会时颇为失望的指出：“党的失败根本就在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之未能合理解决，只要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使党成为农民的党，才是党的新生。我曾写了一个方案，然而后来又没有了下文，现在来谈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痛心”。[32]
徐复观在这里提到了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正如其言，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能否解决农村当中的土地分配，对于任何政权而言都是成败之关键。今天一些所谓的历史研究，刻意抹杀解放前土地问题的紧张程度，甚至认为民国时期的农村没什么剥削，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这明显是一种带有特定政治诉求的“反历史”论调。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落后的租佃关系与土地分配不平均，导致贫苦农民生计维艰。浙江省的无地农民占全省农村人口的70%左右。北方冀、鲁、豫三省，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普通农民仅拥有大约16%的土地，而只占农村人口6%左右的富户与地主，却拥有全部耕地的33.13%。[33]1928年，国民党在统治基础颇为稳固的浙江省施行“二五减租”，但当地地主不断阻挠，并刺杀国民党地方党部干部，一些有势力的地主甚至扬言如不取消“二五减租”，就不交纳田赋。最终，浙江省政府迫于压力于1929年4月取消“二五减租”。[34]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土地法》，在实质上肯定了地主阶级对于土地的占有权与租佃权。[35]虽然蒋介石偶尔也在日记中透露计划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但直至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都始终未能采取有效政策。1948年，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他指出农村里土豪劣绅把持政权，农民受尽剥削：
虽本党之政纲政策悉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然一切未付实施，如同废纸。此二十年来，除对抗日为遵循民族主义之行动以外，所谓民权，实际上则为官权绅权与土劣之权。基层农村直接领导人民以至代表民权之分子，悉为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善良侧目，道路嗟怨。人民对本党政权之失望，已达极点。此为职在家乡身历其境所得之印象，绝非过甚其词。至于民生主义，首重平均地权，主要之目的在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而使耕者有其田。直至今日，不但对此一目标杳不可即，甚至最初步之办法——二五减租，亦碍难实行。而豪强兼并，变本加厉，贫农之痛苦日深，思乱日甚。[36]
张治中说在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下，所谓“民权”，多为绅权与土劣之权，广大真正意义上的“民”，并不能享受这些“权”。时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龚选舞在回忆1947年底国民党召开的“制宪国大”时的一个片段，正好印证了张治中的这一观点。这段回忆极具代表性：
记得早年我念中学之际，在四川崇庆故乡，曾与县城里的首席土豪施德全紧邻而居……想不到多年后，我在采访国大新闻时，竟在一处审查会上碰到了代表青年党出席的施先生……事后我得到家信，说是这位施先生回家之后，还一个劲在县城里为我吹嘘……这位施先生……他出身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毕业后先在家里闲居，继在刘湘部下担任采买处长，赚了些钱，便回老家做起乡绅。青年党这时在四川极为活跃，到处吸收党员，施在地方既饶有家财，复颇具势力，乃为该党吸收，先后出任县清共委员兼捕缉科长，进而升充名列士绅之首的防团局长兼征收主任，在县内擅设关卡，滥收商税路捐。记得我们两家比邻而居之际，便常见他穿着中山装、大摇大摆、神气活现纵横市上，背后总是跟着两、三个腰悬盒子炮的保镖，路人为策安全，无不退避三舍。
及政府决定召开制宪国大，邀请中央及各路民主党派补提国大代表，这位在地方上有财有势的施先生在报效、争取之余，更被青年党遴选为新科国代，穿着一身宽宽大大英国毛料裁制的西装进京参与庙堂议事盛会。那天，居然还拿着党部交给他的发言要点，当场战战兢兢照念如仪。
他本来是个彻头彻尾土里土气的土豪劣绅，自从捐班弄了个制宪国代，再打从京城里镀银归来，据说完全变了一个人，往日的长袍马褂早已封存箱底不说，即使是当团防局长时穿着的中山装也被弃置一旁，成天招摇过市之际，穿上的全是上海师傅裁制的时兴合身西装。不过穿着西装并不表示他变得“文明”，在县里，他越发的恣意横行，枪杀政敌固然无人敢置一词，县中招生让他女婿落榜，也居然强迫校长举行复试，破格录取。大约是在县境里做土皇帝，自我膨胀得弄昏了脑袋，以为自己掌握一群持枪执械的民团，便足以宰割一方。
一九四八年共军入川，他未能权衡轻重，竟与我县另一世袭豪绅黄鳌（润泉）、黄润琴兄弟组反共救国军，负隅顽抗。可是连胡宗南的五十万大军都不中用，他们那批乌合之众又能起什么的作用？结果兵败逃亡之后，终于两年后在外地被捕，再押回老家与黄家兄弟一同在公审之后当场枪决。[37]
从这位施德全的经历，可以窥见国民党政权的性质，特别是其所宣扬的“民权”之实际内容，以及它为何无力（或曰“无意愿”）解决土地分配问题。
《北平无战事》剧照
蒋介石本人的言行，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收复区土地处理暂行办法》，规定所谓“收复区”内的土地，如果被“奸匪组织非法处分之”（即土改），则一律视为无效，私人产业一律发回原主。这意味着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而获得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将被地主重新收回。此外，解放战争中流亡至别处的地主，以“还乡团”的名义跟着国民党军队返回原籍，向得到土地的农民追回土地。国民党方面甚至派军队保护这些地主进行索取。这表明国民党政权与这些地主豪绅合作，代表他们的利益与诉求。[38]更有甚者，蒋介石还对自己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制造出一套说辞。在他看来： 譬如“分田”，要使耕者有其田。这本是本党的理想，如果照本党的土地政策去做，由政府贷款予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而成为自耕农。这个办法，地主与佃农双方都可以接受，本是很好的办法，而共匪偏不采取这个步骤，一定要“揠苗助长”，用强迫的办法，不仅强迫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强迫佃农接受土地。对于一个有志气而自食其力的农人，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无异是一种侮辱！[39]
在这里，蒋介石所谓的“好办法”，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未有效实施，因此很难让人看到它“好”在哪里。而他竟将被剥削的佃农因土改而获取土地称为对其的“一种侮辱”，甚至鼓吹“有志气”的佃农不应如此“不劳而获”。对于长期处于贫困与饥饿状态的广大农民来说，这番话堪称典型的胡言乱语。能说出这样的话，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不是显得很正常吗？
国共之间的本质区别
以上就是从国民党方面人士的各种言说当中，呈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基本的政治症结。而在今天，一些带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色彩的史论强调，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国民党也深受苏联影响，将后者的组织模式借用过来，因此在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共无甚差别。但这样的观点或许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群众路线，让党员干部与群众相结合，为广大穷人谋幸福。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当时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他号召广大党员“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他警告，一旦忘记了这些，就有可能“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可见，毛泽东非常在意中国共产党是否能避免在国民党身上体现出了的各种毛病。在他那里，“国民党式”的政治是一个负面的符号，他指出：“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群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40]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依然十分警惕这种“国民党式”的政治作风在党内出现。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41]
而据参加此次会议的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毛泽东会上就指出，“官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清朝、国民党那里来的”。他还说：“共产党员如果官气十足，那就是国民党作风”。[42]
此外，陶鲁笳回忆，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他强调：“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同一时间，在批阅一份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时，毛泽东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43]总之，毛泽东十分警惕出现新的特权集团，警惕官僚主义在党内蔓延，强调共产党员不要忘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基本区别在哪里。
（本文完整版刊于《东方学刊》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