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庙不能当饭吃：莫迪政府可以花费数亿美元去建造宏伟的阿约提亚罗摩神庙（Ram Mandir），并将其作为国家繁荣的象征。但是，当一个低种姓的印度农民或年轻的孟买打工人离开神庙回到家，面对飞涨的物价、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以及缺乏营养的日常伙食时，宗教带来的精神多巴胺会迅速消退。

普世的物质动力：印度老百姓同样生活在现代世俗世界里。通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他们看到了中国、欧美甚至海湾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渴望“过上现代人生活”的原始冲动，是任何宗教教条都压制不住的。它逼着年轻人去学习、去进城务工、去拼搏，这才是印度经济至今还能保持一定增长的真正引擎——十四亿人的消费与生存欲望。

用“精神大饼”掩盖“物质匮乏”：因为印度教缺乏像中国“实事求是”那样高效的大工业组织力和科学规划，莫迪政府无法像中国那样在短时间内创造数亿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也无法实现彻底的扶贫。于是，他们只能把“经济发展慢”的社会矛盾，通过宗教民族主义转嫁出去。他们告诉老百姓：“虽然你现在还买不起好车、住不上好房，但因为你属于伟大的印度教，我们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选民的阶段性清醒：老百姓可以被欺骗一时，但无法被欺骗一世。当物质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或者贫富分化（财阀垄断）大到让人绝望时，宗教胶水就会失效。

中国模式：通过“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中国政府承认并顺应了老百姓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接定义为国家奋斗的目标，然后用科学、大工业、基建去疯狂满足这个目标。这是把生产力的大印交给了物质动力。

印度模式：印度人民虽然有着同样强烈的物质发展动力，但这种动力被印度教落后的社会结构（种姓、宗族、宗教冲突）和唯心主义政治不断地扭曲、拦截和内耗。